中央戏剧学院 2010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考试科目：中外戏剧名著分析
（满分 100 分）
注意：所有答案请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卷纸上或其他地方一律无效
选择下列剧目之一，进行人物分析，2000 字左右。
- 曹禺《北京人》 愫芳
- 布莱希特《四川好人》
答案核心框架：愫芳是曹禺以 “心灵塑造” 的经典女性形象，其性格呈现 “隐忍 — 觉醒 — 突破” 的三层递进，既是旧时代封建家庭中女性的悲剧缩影，也是传统美德与现代觉醒碰撞的精神符号。
曹禺在《北京人》中塑造的愫芳，并非传统家庭剧里 “逆来顺受的牺牲品”，而是以 “隐忍为表、觉醒为核、突围为终” 的复杂女性形象。她的命运轨迹既是旧中国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精神缩影，也是传统女性在时代转型中 “从依附到独立” 的现代性启蒙，其形象的深度在于：曹禺以 “鸽子意象” 为隐喻，让愫芳在 “鸟笼” 般的曾家中完成了 “留守 — 审视 — 飞走” 的精神蜕变，最终成为旧时代的 “叛逃者” 与新女性的 “启蒙者”。
愫芳的出场便带着 “依附者” 的底色：父母双亡后寄养在曾家，以 “姨侄女” 的身份承担起照料病弱姑父曾皓的责任，成为曾家 “离不开的拐杖”。她的 “隐忍” 并非被动妥协，而是带有传统礼教规训下的 “主动牺牲”—— 她将 “温良恭顺” 内化为自我要求，以 “宁肯自己受苦，也要让别人安乐” 的逻辑，在曾家的压抑氛围中维系着脆弱的平衡。
曾思懿的刻薄是愫芳隐忍的直接催化剂：作为曾家的 “当家主母”，曾思懿视愫芳为 “抢占曾家资源的外人”，时常以 “三十岁还没嫁人”“赖在曾家吃白饭” 等言语讥讽她。但愫芳的回应始终是 “低头做针线，不说话”—— 这种沉默并非麻木，而是她对 “家族伦理” 的主动维护：她深知曾家已是 “风雨飘摇的破屋”，自己的反驳只会让矛盾激化，不如以沉默换 “表面的安宁”。
更深刻的牺牲，在于她对曾文清的 “情感供奉”。愫芳将曾文清视为 “灵魂的知己”：曾文清的诗词书画、文人雅趣，是她在压抑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慰藉；她甚至将曾文清比作 “能飞出笼子的鸽子”，自己则甘愿做 “留守鸟笼的那只”—— 她替曾文清打理书房、收藏字画，替他承受曾皓 “传宗接代” 的压力，将曾文清的 “文人梦想” 当作自己的人生寄托。这种 “以爱人的梦想为梦想” 的牺牲，本质是传统女性 “依附男性价值” 的体现，但也暗含着愫芳对 “自由生活” 的间接渴望：她将曾文清的 “出走” 视为自己 “逃离曾家” 的替代，在对他人的期待中，藏着自己不敢言说的 “突围欲”。
愫芳的觉醒，始于曾文清 “出走又归来” 的荒诞闹剧。她曾对曾文清的 “离开” 抱有极致的期待：“我总想着，他走了，他会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她希望曾文清的 “成功”，能证明 “曾家之外有另一种人生”，从而为自己的 “逃离” 提供合理性。
但曾文清的 “归来” 彻底击碎了她的幻想：曾文清在外闯荡不足一月，便因 “受不了外面的风浪” 逃回曾家，甚至连 “谋生的本事都没有”。当曾文清蜷缩在书房里，颤抖着点燃鸦片时，愫芳终于看清：曾文清并非 “能飞的鸽子”，而是与曾家一同腐朽的 “空壳文人”—— 他的 “文人雅趣” 不过是逃避现实的 “精神鸦片”，他的 “出走” 也只是 “懦弱者的短暂逃离”。
这种认知的崩塌，让愫芳的 “隐忍” 转向 “审视”。她开始重新解读曾家的 “日常”：曾皓的 “孝道绑架”（以 “我死后谁送终” 逼迫愫芳留下）、曾思懿的 “刻薄算计”（为争夺家产排挤他人）、曾家上下 “耗子般的苟活”（剧本中 “耗子偷油” 的隐喻），都不再是 “需要包容的家族矛盾”，而是 “吞噬人性的牢笼”。此时的愫芳，沉默中不再是妥协，而是对旧生活的 “价值否定”——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牺牲并非 “美德”，而是对 “虚幻情感” 的执念，对 “腐朽制度” 的纵容。
愫芳的最终 “突围”，以 “带着曾瑞贞出走” 的方式完成，这一行为让她的形象超越了 “个人逃离”，成为旧时代女性的 “启蒙者”。
曾瑞贞是曾家中的 “新青年”：她接受进步思想，不满曾家的封建礼教，甚至怀有身孕仍计划离开。愫芳与曾瑞贞的 “结盟”，是 “觉醒者” 与 “行动者” 的互补：愫芳的 “觉醒” 是精神层面的 “认知颠覆”，曾瑞贞的 “反抗” 是实践层面的 “行动指引”。当曾瑞贞问她 “你敢不敢跟我走” 时，愫芳的回答是 “敢！我早就想走了”—— 这句话的 “早” 字，呼应了她此前对曾文清的 “期待”，但此时的 “走”，已不再是 “依附他人的逃离”，而是 “自主选择的新生”。
曹禺刻意让愫芳 “带着瑞贞走”，而非 “独自离开”，其深意在于：愫芳的 “出走” 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突围，更是对 “女性互助” 的倡导。她不再是 “曾家的拐杖”，而是 “引领同类的火把”—— 她带着曾瑞贞走向 “未知的新社会”，既是自己的 “新生”，也是对其他女性的 “启蒙”：她证明，旧时代女性的出路，不是 “等待男性拯救”，而是 “与同类结盟，主动打破牢笼”。
更值得注意的是，愫芳的 “出走” 没有明确的 “目的地”，但曹禺以 “远处传来的火车声” 作为背景音 —— 火车是 “现代文明” 的象征，这一意象暗示：愫芳的 “突围” 并非 “无目的的逃离”，而是走向 “现代性的新社会”。她的 “出走”，是旧时代女性从 “封建依附” 到 “独立人格” 的转型，是传统美德（善良、坚韧）与现代思想（自主、平等）的融合。
曹禺创作《北京人》时，正值抗战时期（1941 年），民族的 “存亡危机” 与个体的 “生存困境” 相互交织。愫芳的形象，既是对旧中国封建家庭女性命运的悲悯，也是对 “民族觉醒” 的隐喻 —— 她的 “突围”，暗合着民族从 “腐朽沉沦” 到 “主动新生” 的期待。
从 “鸟笼中的鸽子” 到 “带着瑞贞飞走”，愫芳的蜕变证明：旧时代女性的觉醒，从来不是 “突然的反抗”，而是 “隐忍中的积累、审视中的颠覆、互助中的突围”。她的形象，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戏剧中 “女性精神成长” 的经典标本，其 “从依附到独立” 的轨迹，也为解读旧时代女性的命运提供了深刻的参照。
答案核心框架：沈黛与崔达的 “正反同体” 是布莱希特 “陌生化效果” 的经典实践，通过 “善良妓女” 与 “冷酷老板” 的身份切换，揭露 “社会异化人性” 的荒诞现实，指向 “改变社会才能改变人” 的核心命题。
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以 “沈黛 / 崔达” 的双重身份设定，打破了传统戏剧 “好人 / 恶人” 的二元对立，通过 “善良妓女” 与 “冷酷老板” 的身份切换，揭露了 “社会环境异化人性” 的核心命题 —— 沈黛的 “善” 不是 “天性软弱”，崔达的 “恶” 不是 “人性本坏”，二者的同体存在，本质是畸形社会下 “生存逻辑碾压道德选择” 的荒诞缩影。
沈黛是布莱希特以 “底层善良者” 为原型塑造的 “道德标本”，却被放置在 “道德失序的社会” 中，成为 “善被剥削” 的典型。
她的 “善” 带有 “不计回报” 的纯粹性：作为成都贫民窟的妓女，她在自身温饱难继时，仍将高价嫖客打发走，为三位 “寻找好人” 的神仙提供免费住宿；获赠一千银元后，她放弃 “改善自身生活” 的本能，开设 “亲民烟店”，意图 “以善养善”—— 她给底层穷人赊账、收留无家可归的木匠、给失业者提供工作，甚至对敲诈勒索的欣夫人也一再退让。布莱希特刻意将沈黛的职业设定为 “妓女”，以世俗眼光中的 “边缘者” 承载 “最高的善”，形成 “身份污名” 与 “道德高光” 的反差，解构了 “道德与社会地位绑定” 的偏见。
但沈黛的 “善” 从一开始就注定失效。她的烟店迅速沦为 “底层者的寄生场”：木匠以 “干活” 为名白吃白住，欣夫人以 “借钱” 为由敲诈钱财，烟店伙计不仅偷懒还私吞货款 —— 在物质匮乏、规则缺失的贫民窟，“纯粹的善” 成了 “可被无限索取的软肋”。当烟店濒临破产时，沈黛哭诉 “我想做好人，但好人活不下去”，这句话直指核心：她的困境并非 “个人能力不足”，而是社会机制的扭曲 —— 在一个 “弱肉强食” 的环境中，“善” 不是 “生存资本”，而是 “被吞噬的诱饵”。此时的沈黛，是 “道德理想” 被 “现实逻辑” 碾碎的牺牲品。
崔达的出现，是沈黛 “被迫的生存选择”，却成了 “人性异化” 的标本。
为拯救烟店，沈黛女扮男装，以 “表兄崔达” 的身份回归。崔达的 “恶” 是对 “沈黛之善” 的彻底反拨：他驱逐了白吃白住的木匠，将欣夫人的债务连本带利追回，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甚至将烟店改为 “剥削式工厂”—— 短短数月，烟店从 “濒临破产” 变为 “财源滚滚”，崔达也成了贫民窟的 “新权贵”。但崔达的 “恶” 并非 “天性堕落”，而是对 “社会规则” 的反向适应：他清楚，在贫民窟的生存逻辑里，“善良 = 软弱 = 被吞噬”，只有 “冷酷 = 强大 = 能生存”。
布莱希特通过 “身份切换” 的细节强化 “异化” 的荒诞性：沈黛每次变身为崔达，都需要 “戴上帽子、换上男装、压低声音”，这一 “面具化” 的操作，既是 “陌生化效果” 的舞台实践，也暗示了崔达的 “恶” 是 “社会规训的产物”—— 崔达不是 “另一个人”，而是沈黛 “为了生存不得不戴上的面具”。当崔达对工人说 “我是好人，但好人得先活下去” 时，这句话是沈黛的 “生存宣言”，也是对社会的控诉：不是 “人选择了恶”，而是 “社会逼好人作恶”。
沈黛与崔达的 “同体存在”，是布莱希特对 “人性与社会关系” 的深刻追问：在畸形的社会中，“善” 与 “恶” 不是 “人性的二元对立”，而是 “生存的两种策略”。
二者的身份切换，本质是 “道德理想” 与 “生存现实” 的碰撞：沈黛代表 “人对善的本能向往”，崔达代表 “人对生存的本能渴望”，而社会的扭曲让这两种 “本能” 无法共存 —— 想 “善” 就无法 “生存”，想 “生存” 就必须 “恶”。三位神仙的 “寻找好人”，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他们只要求 “人保持善”，却拒绝改变 “让善无法生存的社会”；当他们最终逼迫崔达 “交出沈黛” 时，沈黛摘下面具的呐喊 “你们要我做好人，但这个世界不让好人活”，彻底揭露了神仙（象征 “顶层统治者”）的虚伪 —— 他们关心 “道德符号的存在”，却无视 “道德实践的土壤”。
布莱希特并未给沈黛 / 崔达一个明确的结局：剧终时，沈黛仍在 “沈黛” 与 “崔达” 的身份间挣扎，神仙也未能给出 “如何做个好人” 的答案。这种开放式结局，正是布莱希特 “叙事剧” 的核心意图 —— 他不想让观众 “同情沈黛的悲剧”，而是让观众 “反思社会的荒诞”：当社会机制让 “善” 与 “生存” 对立时，“人性的扭曲” 不是个人的错，而是社会的病；要拯救 “好人”，不是 “要求人更善”，而是 “改变让善无法生存的社会”。
《四川好人》创作于 1943 年（二战期间），彼时欧洲正处于 “道德崩塌、生存至上” 的环境中。沈黛 / 崔达的形象，既是对 “战争中人性异化” 的反思，也是对 “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规则” 的批判 —— 她 / 他的困境，是现代社会中 “个体道德” 与 “社会逻辑” 冲突的缩影。
从 “沈黛的善” 到 “崔达的恶”，再到 “善恶同体的挣扎”，布莱希特以 “陌生化” 的手法，让观众跳出 “对人物的情感共情”，转而思考 “社会对人性的塑造”。沈黛 / 崔达的形象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当我们讨论 “好人难做” 时，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 “人性的堕落”，而是 “我们是否构建了一个让好人能活下去的社会”。
中央戏剧学院《中外戏剧影视名著分析》考博真题（含 2010 年及历年试题）是备考核心资料，能帮助考生精准把握 “人物分析题” 的命题逻辑 —— 多围绕 “角色性格分层”“形象隐喻”“时代关联” 展开，需结合戏剧理论（如现实主义、陌生化效果）深化分析深度。考生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取真题及高分答案详解：
- 考博信息网官网：http://www.kaoboinfo.com/（可查询全国多所院校考博真题，含中外戏剧影视名著分析专项资料）
- 中央戏剧学院历年考博真题下载专用页面：http://www.kaoboinfo.com/shijuan/school/408061_1_2671171.html（可直接下载该校该科目真题，附详细答题策略）
-
人物分析题答题逻辑：“三层定位法”
- 第一层：角色的 “文本定位”（结合剧本情节、台词，梳理人物经历与性格）；
- 第二层：角色的 “艺术定位”（分析作者塑造该角色的手法，如隐喻、象征、对比）；
- 第三层：角色的 “时代定位”（关联作品创作背景，挖掘角色背后的社会意义或人性思考）。
例如分析愫芳时，需同时结合《北京人》创作于 1941 年（抗战时期）的背景，理解其 “出走” 暗含的 “民族觉醒” 隐喻。
-
名著积累：聚焦 “中西方经典 + 戏剧手法”
重点梳理曹禺（《雷雨》《日出》《北京人》）、老舍（《茶馆》）等中国现代剧作家，以及莎士比亚、布莱希特、易卜生等西方经典剧作家的作品，不仅记忆情节与人物，更需掌握不同戏剧流派（如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叙事剧）的核心理论，确保分析时 “有理论支撑”。
-
模拟练习：对照真题答案优化表达
每周选取 1 道真题（如 2010 年愫芳分析题）进行完整写作，完成后对照考博信息网提供的高分答案详解，修正 “逻辑漏洞”（如是否遗漏角色的多面性）与 “学术规范”（如是否正确引用戏剧理论），提升答题的精准性与深度。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