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难免少见一些世面。但当他面对一个新奇世界的时候，他又容易被鼓舞和充满激情。
中学时代的我小有几分才华，诗朗诵、快板书、演讲、相声，参加过许多比赛和演出，差不多都能拿最好的名次。我在学校里总是很有名，也因此很自负。
我的大学恐怕是这座城市里最漂亮的一座，踏入学校的第一步我就丝毫没有怀疑自己已经进入了象牙塔。那时我在心里暗暗起誓，我要做这里的NO.1，虽然我不知道做怎样的NO.1，这个概念大大而空空。
新生入学教育大会应该算是我大学的第一天，那一天我没有错过。我自告奋勇走上礼堂的讲台，向我的同学作了激情昂扬的演讲。我讲的的很成功，我记得当时只有一浪接一浪的掌声和喝彩声。我向我的同学表达了我的远大抱负，为了这次演讲，我前一天躲在洗手间准备了一个晚上
一次挫折可能让你冷静而成熟，而一次得意却往往埋下浮躁的祸根。
我自以为已成了别人关注的焦点，便从此坚持不让自己黯然失色。我先是参加各种演讲和曲艺比赛，后来又创建社团、承办演出，最后在打了些工以后干脆走出校园，经商创业。大学四年转瞬即逝，期间经历了风风雨雨。我的确取得过一些骄人的成绩，也为自己赚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然而面对自己的学业，我很愧疚。特别是看到朋友要到名牌大学、科研机构继续深造的时候，此中愧疚尤为强烈。
我的专业是国际金融，一个很热门的经济类专业。
大一开基础科，讲高等数学和马克思主义。大多是很年轻的老师，讲的漫不经心也很枯涩。课堂上我经常偷偷的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多是文学名著和人物传记，还有卡耐基的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刘长水教授，老人知识渊博、幽默风趣。他的可我都详细的作了笔记，并且一直保留到大学毕业。其次是外教 Morice，一位很善良也很活泼的美国老太太。“大使馆事件”发生后，她曾很真诚的向我们全班同学道歉。她还说美国人民是善良的，政府并不是总是代表人民。之后中美关系一度紧张，老人完成我们那学期的教学任务后就回美国了。
大二开始有专业课，王蔚老师的《国际贸易》讲的很精彩。王老师一边讲专业课一边讲笑话，讲的同学们连看言情武侠的兴致都没有了。那时侯我已经开始读一些经济类的杂志，经常找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向他请教。后来他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主题是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那次我准备的很仓促，讲的不是很好。他在奖励给我的笔记本上多写了几句话，好象是鼓励我凡事务必认真的意思。
大三时候有《国际经济》的选修课，当时不知道是王老师讲，所以没有修。我准备修的是马玉林老师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只是那时侯在校外刚刚创业，所以没怎么去上过课。考试的时候马老师让我坐最前边，单人单桌，我只好交了白卷，只在上面写了三个字：对不起。马老师可能觉得我态度还好，每字奖２分，得了６分。大三这年我只有两门可上的很认真，其中一门是张淑静老师的《商务谈判》。张老师很严肃，但讲课的方式很注意变换。我参加过一次她组织的荷兰郁金香进出口的模拟商务谈判，我是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我们做了很精美的PowerPoint，作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工作。但谈判的时候“荷方”一反常态，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我喜欢的另一门课是张劲松老师的《文学鉴赏》，李老师人长的漂亮，课讲的尤其精彩。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才女，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她讲李白简直讲到了极致，至今想来仍觉潇洒爽快、豪气回肠。不过听师哥们说她讲的最妙的是《红楼梦》，可惜那学期课安排的很紧，李老师讲《红楼梦》只一笔带过。
大四上学期大家差不多都忙考研，课就上的很少了。我大学听的最后一次课是崔越老师《政券投资学》，我是少有的几个坚持听完他课的同学之一。她的课我都很好的作了笔记，有的还画了很美观的思维导图。大四下学期学校只安排实习和毕业论文，应付一下就行。同学们聊天、打牌、喝酒、逛街，尽管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有一种隐隐的空虚和失落，然而看上去大家都很潇洒。我没考上研，也没找工作，一个人背着书包继续去教室看书，准备明年再考。
回想大学四年，其实课堂上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我们用的教材多数很陈旧，老师的讲课也大多很呆板。我喜欢上了经济学之后，课外便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先是读了一些经济学家的传记和一些比较浅显的经济学著作，后来才断断续续的读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米什金。也正式这些书使我认识到经济学的伟大，经济学家的迷人。我最常读的一本杂志是国务院体改委主办的一本《改革内参》，我相信这本杂志集聚了我们国家正直和忧愁的经济学家、经济学者中的精华。特别是其中一些关于社会体制和“三农”问题的讨论，相信每一位关心我们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读者定会为责任感和睿智力深深折服。这本杂志的名誉顾问便是２００１年度ＣＣＴＶ年度人物奖的获得者吴敬琏先生，评审团称赞他“敢于铁肩担道义”，“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独立特行的智者，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我想，这也应该是每一位经济学人应该做的吧。
除了经济学之外，我最喜欢的是企业管理学。德鲁克、圣吉和威尔奇是我最敬仰的管理学大师，大学的最后两年，我拜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颇觉受益。特别是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论述的系统思考理论，对我影响颇深。相对于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我更佩服国内土生土长的企业家。禹作敏、牟其中等我国第一代企业家虽然最后都身败名裂，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大智大勇的创将。或许是由于自己两年来的创业经历而同病相怜，至今想起他们的传奇事业，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我读过无数当今企业家的故事，他们或者大胆冒险，或者深谋远虑，但他们都胸怀远大，坚定执着。张瑞敏、汪力成的扎实稳健，史玉柱、王志东的大起大落，我觉得他们都是成功者，因为他们始终都是自信的奋斗者。《中国企业家》和《商界》，是我关注最多的两本企业类杂志。CCTV—2的《对话》节目,我则每期必看。央视的《东方之子》等节目也常有企业界的嘉宾做客，我在网上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央视国际和百灵上搜索这些节目的录象。
大一时泛泛的读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大二以后有选择的读了一些国内作家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王小波和余秋雨，王小波是一个富有理性思想的自由骑士，余秋雨则是一个富有人文情怀的忧伤行者，两位才华足蕴，各有千秋。曾国藩和胡雪岩的传记，王跃文和李佩甫的小说，我也比较喜欢。畅销的书我一般都翻一翻，但对卫慧和九丹这样的卖肉小说很不屑。现代小说散文以外，我最喜欢的是古诗词。喜欢背些唐诗宋词，附庸风雅。自己兴致来了，也攒词成句，经常自鸣得意。
大学四年我的另一笔知识财富来源于听讲座，听讲座的习惯是我从大一就养成的。学校里举办的讲座我很少落下，杂七杂八，讲什么我都喜欢去听一听。一旦听说社会上有大家名人的讲座，我总是千方百计搞票，委曲求全加塞儿。这些讲座中以经济学家的居多，茅于轼、樊刚、曹思源、周其仁，每次听讲我都简要的做了笔记，四年下来，几十场讲座已记了厚厚的一本。
我早在上大学之前就有过考研的打算，可在四年的忙碌中，我始终没有把握好这个主题。我安静的坐在教室里复习考研专业课时大三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而且中间几次调整专业，最后确定下来考法硕时大四已经开学很长时间了。那时我跟人在校外经营的生意刚刚稳定下来，我能够坐在教室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爱上了那个教室的一个美丽的女孩。女孩的名字叫徐菡，我对她一见钟情。后来她离开了那个教室，我的心也于是惶离了考研。我对她的单恋整整持续了一年，我从来没有爱的这么持久而疯狂。直到她考到了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而我连山大的法硕都没考上，我才在惶然间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差距。
最后的日子里，徐菡在一次考研交流会上向学弟学妹们介绍经验，那天，我也悄悄的坐在那个合堂教室的后边。其实，也许直到那一天我才真正的认识了迷人而深刻的她，她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她说，要考研就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一点，所谓“无欲则刚”，“自信而平和，则无往而不胜！”
是啊，自己失败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太浮躁。徐菡所有的恐怕正是我所缺少的。而我浮躁的开始正是入学第一天的那次得意的演讲。
一次挫折可能让你冷静而成熟，而一次得意却往往埋下浮躁的祸根。
今年我没考上研，也没有找工作，下半年我只做一件事，考到我爱的人在的那个学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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