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评论专栏作者 薛 涌
(发自美国)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个关于师生关系的讨论。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在回答“100年前，西方现代大学的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师生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一问题时讲了如下一番话：“人师不见了……师生之间只有利的交换，没有益的结合。例如，一个实验室内，导师的学生可能不是他的助手，而是他的雇工。他不让学生自己选题目，而是他给学生指定题目。他不是让你学到一套学问，而是完成链接上的一环工作。在一些学校经常听到一个称呼导师的名称——我的老板。这个称呼意味着，师生关系变成了雇主和劳工……有些老师根本不晓得自己跟学生更重要的关系——为人、做人。这是全世界学术界的普遍现象。”
因为许先生长期在美国教书，最后又以“全世界学术界的普遍现象”来概括，想来他说的学生把自己导师称为“老板”的事情大概也是美国的事情吧。再看上下文，他这番话是回答西方现代大学对中国的影响的。所以即使讲的是中国的事情，大概也是西方坏影响的结果。
此事令我十分好奇。我在美国读了九年研究院，学的是历史，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称自己的老师为“老板”，也没有听任何同专业的人用过这样的称呼。第一次听人这样叫，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当时觉得十分新奇，还曾经向他们讨教一番。对方的解释是：“我们能来这里读书，经常是因为导师申请了一大笔经费，有钱雇许多助研。我们就靠这笔钱维持生活、完成学业。所以算是导师给的工作，他当然就是老板喽。”
我当然也知道，许多实验室里的博士后，确实是变相的廉价劳工。不过，你很难把这些人算到美国大学教育的正式体系中来。他们根本不在正式的研究生编制之内。大多数留美的理工科研究生，在学业上还是相当有保证的，表现也相当好，许多人都承认导师对他们不薄；即使叫“老板”，也有戏称的成分，并非他们把导师看成只做“知识交易”的资本家。
为了保险起见，我特地给在一个著名的理工科大学读研究生的朋友打电话，问他是否美国人也把自己的导师叫“老板”。他含含糊糊，说也许有，但自己没有听说过，美国人对他提起自己的导师，从来都叫导师。我于是又问：“那为什么中国同学叫自己的导师‘老板’呢？”他说：“这太自然了。我在清华读书时，就称自己的老师为‘老板’，而且大家都这么叫。到了这里，周围也全是中国同学。大家说起彼此的导师，自然遵循着过去的规矩称‘老板’了。”
考证来考证去，我实在找不出西方的影响是怎么让学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的影子。相反，这方面似乎还是我们中国文化影响了西方吧？西方固然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是，就大学这方面，还是有些东西可资中国借鉴。比如导师教学生做人这一点，确实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为师要为“人师”，不是传授些技艺而已。但我最怕的还是导师挥舞着道德大棍站在自己面前。毕竟，有学问的人未必就是有道德的人，当然也未必是能教你做人的人。美国人把这点看得比较透。在那里，导师对学生有着专业责任，但道德上大家还是平等的。这样师生关系也就比较平等，导师居高临下盘剥学生的事情相对也少些。总之，我们在这些方面向西方学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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