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罢招”是抗争还是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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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罢招”是抗争还是逃避

由于对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不满,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一怒之下宣布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此举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见诸媒体的评论普遍对贺教授“不与体制合作”的态度表示赞赏,并期待更多的教授不再做“沉默的羔羊”,站起来推动这种“不合作”启蒙,给现行教育体制以持续的冲击。

  先有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愤然离开,现在有北大教授贺卫方毅然停招研究生,这两件事的矛头指向了同一个地方———研究生招考制度。作为一名研究生公共课教师,请恕我不能用“高贵”来赞扬他们“不与体制合作”的态度,更无法因为接连有名教授“不与体制合作”而感到欣喜。相反的,我感到的是一丝忧虑。

  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弊病丛生,人所共知。可是,采取“不与体制合作”的方式,愤然离去或者罢招,其结果又当如何呢?你走了,想来的人多的是,清华不愁没有名教授;你不招研究生了,想招的人也多的很,少一个贺卫方做研究生导师于北大毫发无损。而研究生招考体制,显然不会因为一两个名教授的“不合作”而有任何改变。

  不合作,看上去是一种抗争或者超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逃避———逃避现行研究生招考体制的同时,也逃避了作为一名教授的责任。教授,尤其是名教授,是教师队伍中的精英分子。教授这个最高职称意味着,它应该承担更多的教书育人之责。名教授固然可以埋怨体制误人,可是干脆撂挑子,甩手不干,与其说是抛弃了体制,不如说是抛弃了学生。遭受损失的是学生而不是体制,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其实,现行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尽管存在很多弊端,但是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体制来代替它,包括这些“不与体制合作”的名教授,也拿不出更为可行、弊端更少的办法来。这至少说明,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招考制度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多方面(包括名教授们)共同努力。在我看来,一个人成长为名教授,原本就是体制内的人,面对不合理的体制,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想办法改变它,在教学实践中去矫正、去创新,去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名教授虽然不是决策者,但名教授的巨大影响力可以影响决策者。虽然这种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没有这种影响,不合理的招考制度便会缺少改进的动力,迷失改进的方向。

  我无意于指责陈丹青的离开和贺卫方的“罢招”,只是他们的做法让我高兴不起来,并且觉得撂挑子、甩手不干,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消极地逃避,不与体制合作,还是积极地想办法改进不合理体制,这确实是值得名教授们思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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