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赣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考研真题 样题

一、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 法律原则

2. 立法程序

3. 秩序

4. 立法体制

• “一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最高立法权，制定宪法与法律，其他立法机关的立法需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得与之抵触；
• “多层次”：在最高立法权之下，形成多个立法层级，包括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各部门制定规章等，各层级立法权限不同、效力依次递减。

5. 法律清理

6. 法律推理

• 形式推理：根据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结合案件事实直接得出结论，包括演绎推理（从一般法律规则推导个案结论，如 “所有盗窃应定罪→张三盗窃→张三应定罪”）、归纳推理（从多个个案归纳法律规则）、类比推理（参照类似案件判决处理当前案件）；
• 实质推理：当法律规则存在漏洞、冲突或适用规则将导致不公时，结合法律原则、政策、社会伦理等进行价值判断，得出符合实质正义的结论（如为保护弱者，对模糊的法律条款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

二、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 简述法律规则的逻辑构成

1. 假定条件：指法律规则适用的前提与范围，明确 “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该规则才对行为人产生约束力”。例如《刑法》中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六周岁” 即为假定条件，限定了规则的适用年龄范围；若行为人未满十六周岁（除特定重罪外），则不适用该规则。
2. 行为模式：指法律规则对行为人行为的具体要求，明确 “行为人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分为三种类型：
   • 授权性模式（可以做）：如 “公民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 义务性模式（应当做）：如 “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 禁止性模式（禁止做）：如 “禁止非法拘禁他人”。
3. 法律后果：指行为人遵守或违反法律规则后，所产生的法律上的肯定或否定结果，分为两种类型：
   • 肯定性后果（合法后果）：如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行政机关应当准予行政复议”；
   • 否定性后果（违法后果）：如 “非法拘禁他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2. 简述西方关于法律与正义关系的主要观点

1. 自然法学派：法律必须符合正义，恶法非法

   自然法学派（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罗尔斯）认为，法律与正义存在必然联系，正义是法律的本质与终极目标。法律的正当性源于其符合 “自然理性” 或 “社会公平正义原则”，若法律违背正义（如奴隶制法、种族隔离法），则失去 “法律的资格”（即 “恶法非法”），公民无服从义务。例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 “正义即公平”，主张法律需符合 “平等自由原则” 与 “差别原则”，否则不具备正当性。
2. 分析法学派：法律与正义无必然联系，恶法亦法

   分析法学派（如奥斯丁、哈特）主张 “法律与道德（正义）分离命题”，认为法律的存在与效力不依赖于正义。法律的本质是 “主权者的命令” 或 “社会规则体系”，其效力源于制定程序（如议会立法）而非内容正义，即使是不正义的法律（恶法），只要符合法定程序，仍属于有效的法律（即 “恶法亦法”）。例如哈特认为，法律的效力源于 “承认规则”（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权威标准），与规则是否正义无关，公民可基于道德拒绝服从恶法，但恶法在法律上仍有效。
3. 社会法学派：法律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

   社会法学派（如庞德、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实现社会正义，正义的核心是 “社会利益的平衡”。法律需根据社会发展需求，调整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实现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正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法律对社会利益的实际协调效果。例如庞德将法律比作 “社会工程”，认为法律的功能是通过调整利益关系，构建公平的社会秩序，这一过程即为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
4. 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法学：正义是主观价值，法律与正义的关联具有不确定性

   现实主义法学（如霍姆斯）认为，正义是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同人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如富人与穷人对 “财产权正义” 的认知差异），法律与正义的关联取决于法官的个人判断与社会语境，不存在普遍适用的 “法律 - 正义” 关系。例如霍姆斯提出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认为法官在裁判时，会根据社会现实与个人价值偏好判断 “何为正义”，再赋予法律规则相应的正义内涵，导致法律与正义的关联具有不确定性。

3. 简述影响法律实施的因素

1. 经济因素：经济基础决定法律实施的物质条件与动力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法律实施的资源供给与社会需求：一是经济发达地区能为执法、司法提供更充足的物质保障（如先进的侦查设备、充足的司法经费），提升实施效率；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对法律的需求（如合同纠纷、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推动市场主体主动守法；三是经济不平等可能阻碍法律实施，如贫困地区因资源匮乏，执法力量薄弱，或弱势群体因无力承担诉讼成本，难以通过法律维护权利，导致法律 “纸面化”。
2. 政治因素：政治制度与权力运行影响法律实施的权威与方向

   政治环境是法律实施的核心保障：一是执政党对法治的态度与领导方式，如我国 “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的正确领导能推动执法、司法机关依法履职；二是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若权力缺乏监督（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司法腐败），会导致法律被选择性执行（如 “选择性执法”“司法不公”），破坏法律权威；三是国家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强的国家能统筹协调执法资源，避免部门利益阻碍法律实施（如跨部门联合执法打击跨境犯罪）。
3. 文化因素：法律文化与社会观念影响主体的守法意愿

   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与文化传统直接决定守法的自觉性：一是法律信仰的培育，若社会成员普遍认同 “法律是权利保障的根本”，则会主动守法；反之，若存在 “权大于法”“法不责众” 的观念，会导致违法现象增多（如酒驾陋习的改变，依赖于 “酒后开车违法” 的观念普及）；二是传统伦理与法律的协调程度，若法律与社会普遍伦理冲突（如某些不符合传统家庭观念的法律条款），可能导致社会成员抵触法律，影响实施效果。
4. 制度因素：法律自身的科学性与实施机制的完善程度

   法律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实施的可行性：一是法律规范的科学性，若法律条文模糊（如 “情节严重” 未明确界定）、存在冲突（如不同部门法对同一行为的规定不一致），会导致执法、司法机关难以操作，降低实施效率；二是实施机制的完善程度，如执法机关的权责划分是否清晰（避免 “多头执法”“执法空白”）、司法程序是否公正高效（避免 “立案难、执行难”）、法律责任是否明确（避免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均会直接影响法律实施效果。

4. 简述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1. 责任主体：具备法定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责任主体需符合法律规定的资格条件，即具备 “责任能力”：一是自然人需达到法定年龄且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我国刑法规定 “不满 12 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二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需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如企业法人以其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分支机构需由总公司承担责任）。若主体不具备责任能力（如精神病人实施违法行为），则不承担或减轻承担法律责任。
2. 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行为

   违法行为（如盗窃、贪污）或违约行为（如不履行合同义务）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一是行为需具有 “违法性” 或 “违约性”，即违反法律规范或合同约定，合法行为（如正当防卫）不承担责任；二是行为需具有 “客观性”，即存在实际的作为或不作为（如 “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父母不抚养未成年子女），仅主观想法不构成责任。
3. 损害结果：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实际损害或威胁

   损害结果是指行为对法律保护的利益（法益）造成的不利影响，包括实际损害（如财产损失、人身伤害）与潜在威胁（如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即使未造成实际损害，也需承担责任）。损害结果需满足 “可确定性”，即能通过证据证明损害的存在与程度（如医疗事故中，需通过鉴定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4. 主观过错：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故意或过失心态

   主观过错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及损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分为故意与过失：一是故意，指行为人明知行为会产生损害结果，仍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如故意杀人、故意违约）；二是过失，指行为人应当预见或能够预见损害结果，因疏忽大意未预见，或已预见但轻信能避免（如过失致人重伤、因疏忽未履行合同义务）。

   需注意：部分法律责任（如无过错责任）不要求主观过错，只要行为造成损害结果，即需承担责任（如产品质量责任中，生产者即使无过错，也需对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是对 “过错责任” 的补充，旨在保护弱势群体。

三、辨析题（每小题 20 分，共 20 分）

1. 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的比较

（一）核心差异：从历史传统到制度设计

（二）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

（三）辨析结论

四、论述题（每小题 30 分，共 60 分）

1. 论法律效力

（一）法律效力的三大维度：范围与规则

1. 对人效力：法律对哪些主体具有约束力

   对人效力解决 “法律适用于哪些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问题，世界各国主要采用四种原则，我国采用 “以属地主义为主，结合属人主义、保护主义” 的综合原则：
   • 属地主义：凡在我国领域内（包括领土、领海、领空及我国驻外使领馆、船舶、航空器）的主体，无论是否为我国公民，均适用我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外国人）；
   • 属人主义：我国公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均需遵守我国法律（如我国公民在国外犯罪，若犯罪地法律与我国法律均认为是犯罪，且刑期超过 3 年，我国刑法可追究其责任）；
   • 保护主义：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公民犯罪，若犯罪地法律与我国法律均认为是犯罪，且刑期超过 3 年，我国法律可追究其责任，以保护我国国家利益与公民权利。
     对人效力的核心是 “平等适用”，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主体的身份、地位、财富如何，均受法律约束，不允许有 “法外之人”。
2. 空间效力：法律在哪些地域具有约束力

   空间效力取决于法律的制定主体与效力层级，我国法律的空间效力分为四种情况：
   • 全国性法律（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我国全部领域内生效，包括领土、领海、领空及延伸领域（如驻外使领馆）；
   • 地方性法律（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仅在制定机关管辖的地域内生效（如江苏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仅在江苏省内生效）；
   • 特殊地域的法律适用：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因实行 “一国两制”，仅适用基本法及特别行政区法律，全国性法律中仅少数（如国防、外交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生效；
   • 域外效力的特殊规定：部分法律具有域外效力，如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可对在国外实施危害我国利益行为的主体，在我国领域内追究责任，体现对国家利益的保护。
3. 时间效力：法律在哪些时间段具有约束力

   时间效力解决 “法律何时生效、何时失效、是否溯及既往” 的问题，是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平衡：
   • 生效时间：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法律公布时明确规定生效日期（如 “本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二是法律公布后经过一定期限生效（如法律公布后 30 日生效），给予社会与执法机关准备时间；
   • 失效时间：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法律本身规定失效日期（如 “本法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二是新法律取代旧法律，旧法律自动失效（如《民法典》生效后，《婚姻法》《继承法》等自动失效）；三是法律清理中被宣布失效（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清理法律时，宣布部分过时法律失效）；
   • 溯及力：指法律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是否具有约束力，我国采用 “从旧兼从轻原则”—— 原则上法律不溯及既往（即生效前的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但如果新法律对行为人更有利（如新法律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更轻），则适用新法律，体现 “有利于行为人” 的正义原则（如刑法的溯及力规定）。

（二）法律效力的来源：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一

1. 形式合法性：制定程序的法定性

   法律需由有立法权的机关按法定程序制定（如全国人大制定法律需经 “提出 - 审议 - 表决 - 公布” 程序），未经法定程序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如部门规章以外的 “红头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是 “法治优于人治” 的核心体现。
2. 实质正当性：人民利益与社会规律的体现

   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 “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效力的根本来源是人民的认同与服从：一是法律需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民法典》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才能获得人民的主动遵守；二是法律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如《反垄断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才能实现 “促进社会进步” 的目标。若法律仅具备形式合法性，而违背人民利益（如剥削阶级的法律），则会失去实质正当性，最终被人民推翻，法律效力也随之丧失。

（三）法律效力的实现：从 “纸面效力” 到 “实际效力”

1. 增强法律的科学性：确保法律可操作、符合实际

   法律条文需明确、具体（如避免 “情节严重” 等模糊表述），避免冲突与漏洞，为实施提供清晰指引，减少 “纸面效力” 与 “实际效力” 的差距。
2. 强化执法与司法权威：保障法律效力的强制实现

   执法机关需严格执法（如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司法机关需公正司法（如对纠纷依法裁判并执行），通过国家强制力制止违法行为，让 “违法必受追究”，维护法律效力的权威。
3. 培育法律信仰：推动主体主动遵守法律

   通过普法教育，让社会成员认识到 “法律是权利保障的根本”，从 “被动服从” 转变为 “主动守法”，使法律效力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实现 “自觉守法” 的最高境界。

总结

2. 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论述党的领导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系

（一）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为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1. 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确保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

   依法治国的本质是 “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决定了依法治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一是党能把握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确保依法治国不偏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陷入 “西方宪政”“三权分立” 的误区；二是党能统筹协调依法治国的全局工作，依法治国是系统工程（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需党统筹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环节，避免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法治建设（如党推动跨部门联合执法、司法体制改革）。
2. 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力量源泉：凝聚法治建设的社会共识

   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凝聚法治建设的合力：一是党通过思想引领，培育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推动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二是党通过各级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带头守法、依法履职，发挥 “关键少数” 的示范作用（如《决定》要求 “党员干部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三是党能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立法中平衡各方利益（如《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党领导立法机关广泛征求民意，协调不同群体的权利主张），确保法律得到社会认同。
3. 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历史必然：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证明

   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表明，脱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就会失去方向与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奠定法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制定第一部宪法，确立社会主义法治框架；改革开放后，党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其确立为基本方略；新时代，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民法典》出台、司法体制改革深化等重大成就。历史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必须依靠依法治国

1.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是党的基本执政方式

   宪法明确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带头守法，坚持 “依法执政”：一是党通过法定程序将主张转化为法律（如党提出的立法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成为法律），实现 “党的领导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二是党员干部必须依法履职，不得超越法律权限（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需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给予党纪处分），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法律权威。
2. 依法治国能保障党的领导的稳定性与规范性：避免领导的随意性

   党的领导通过法律制度化、规范化，能避免因领导人更替、认识变化导致的政策波动：一是党通过宪法和法律确立领导地位与执政方式，使党的领导具有长期稳定性（如宪法对党的领导的规定，不会因短期政策调整而改变）；二是党通过法律规范权力运行，将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如《监察法》的制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包括党员干部），避免权力滥用，确保党的领导符合人民利益。
3. 依法治国能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本质

   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是 “人民当家作主”，党领导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一是通过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如选举权、监督权），让人民参与国家治理；二是通过法律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社会保险法》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让人民感受到法治的温度；三是通过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司法机关依法纠正冤假错案），实现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三）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具体实践路径

1. 完善党领导法治工作的制度机制

   建立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一是党领导立法工作，通过立法规划、立法建议，确保立法符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二是党保证执法，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三是党支持司法独立，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排除外部干扰（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四是党带头守法，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推动党员干部成为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2. 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是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对党员的要求高于普通公民（如党员干部不得违反政治纪律，普通公民无此义务）；二是党通过依规治党推动依法治国，如对党员干部的纪律约束，能促进其依法履职，带动全社会守法；三是完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机制，避免二者冲突（如党内法规的制定需符合宪法和法律，对违反党内法规的党员，若同时违法，需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