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复旦大学 法学理论（法理学）考研真题 样题

一、简答题（每题 15 分，共 90 分）

1.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定义

1. 本质属性：法律是 “理性的体现”，需排除个人意志（如君主任性）的干扰，具有非个人性与客观性，这是法律区别于 “个人命令” 的关键；
2. 目的指向：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实现 “共同善”，即维护城邦的公共利益与正义，而非满足特定阶层或个人的私利；
3. 适用范围：法律是城邦共同体的 “普遍规则”，对所有公民具有约束力，且需符合 “平等原则”—— 同等情况同等适用，例外情况需通过正义（矫正正义、分配正义）进行调节。

2. 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1. 自然法的本质：自然法是 “源于自然、永恒不变的理性法则”，存在于人类社会与宇宙秩序之中，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 人定法（世俗法律）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即为 “非正义的法律”，不具备约束力；
2. 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正义并非 “人为约定的结果”，而是自然法的核心内涵，法律的本质是 “正义的工具”，其使命是实现与维护正义，若法律背离正义（如压迫公民、维护暴政），则失去法律的本质属性；
3. 国家与法律的关系：国家是 “基于法律与正义的公民共同体”，其成立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国家权力需受自然法约束，君主或政府不得凭借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
4. 公民的法律义务：公民服从法律的前提是法律符合自然法，对违背自然法的恶法，公民有 “不服从的权利”；同时，公民在享受自然权利的同时，需承担维护共同体秩序的义务，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3. 康德的权利概念

1. 权利的本质：权利的基础是 “人的理性与自由”—— 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拥有 “自由意志”，权利的作用是为自由意志划定边界，确保一个人的自由不侵犯另一个人的自由，即 “你的自由止于我的自由开始之处”；
2. 权利的分类：康德将权利分为 “自然权利（天赋权利）” 与 “实在权利（法定权利）”：
   • 自然权利是 “人天生具备的权利”，核心是 “人格尊严与自由”，无需法律确认即可存在，且不可转让（如生命权、人格权）；
   • 实在权利是 “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利”，需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其目的是通过法律强制力保障自然权利的实现（如财产权、契约权）；
3. 权利的实现条件：权利的实现依赖 “普遍法则与强制力”—— 权利需符合 “可普遍化原则”（即若人人都按此权利行动，社会秩序仍能维持），同时需国家通过法律提供强制力，制止侵犯权利的行为，确保权利的不可侵犯性。

4. 奥斯丁的法律含义

1. 法律的主体：法律的制定者是 “主权者”—— 即一个政治社会中获得臣民普遍服从，且不服从任何更高权威的个人或群体（如君主、议会），主权者的核心特征是 “至高性” 与 “独立性”；
2. 法律的对象：法律的约束对象是 “主权者的臣民”，即处于主权者统治范围内、需服从主权者命令的所有人，命令对主权者自身无约束力（除非主权者通过法律自我约束）；
3. 法律的形式：法律是 “普遍命令”—— 需针对不特定的人或事发布，而非针对特定个体的 “个别命令”（如法院的判决属于 “个别命令”，需以普遍法律为依据）；
4. 法律的后盾：法律的强制力源于 “制裁”—— 若臣民不服从命令，主权者将施加不利后果（如罚款、监禁），制裁是法律区别于 “道德、宗教规范” 的关键，无制裁则无法律。

5. 自由的法律对应物

1. 法律是自由的保障：自由并非 “不受约束的任意行为”，而是 “在法律范围内的自主选择”。法律通过禁止他人侵犯自由（如禁止暴力、欺诈），为个人自由提供安全环境，例如：财产权法律保障个人对财产的自由支配，契约法保障个人自由订立合同的权利；
2. 法律是自由的边界：若自由缺乏法律约束，将导致 “自由的滥用”，进而侵犯他人自由。法律通过划定 “自由的范围”，确保一个人的自由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合法权益，例如：言论自由受法律限制（禁止诽谤、煽动仇恨），游行自由需提前申请（避免扰乱公共秩序）；
3. 法律是自由的实现途径：部分自由需通过法律主动确认与赋予，才能从 “应然权利” 转化为 “实然权利”。例如：选举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社会经济权利，需通过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再通过国家机关的执行得以实现，若无法律保障，这些自由将难以落地。

6. 法律的伦理性

1. 法律的伦理基础：法律的产生与内容需以社会普遍伦理为前提，违背基本伦理的法律难以获得社会认同与服从，即 “恶法亦法” 的争议本质是 “法律与伦理的冲突”。例如：禁止杀人、盗窃的法律，源于 “尊重生命、保护财产” 的普遍伦理；废除奴隶制、种族隔离的法律，源于 “人人平等” 的伦理进步；
2. 法律的伦理目标：法律不仅是 “秩序的工具”，更需追求 “正义、公平、人权” 等伦理价值。例如：刑法的 “罪刑相适应” 原则，体现 “罚当其罪” 的正义伦理；民法的 “诚实信用” 原则，体现 “诚实守信” 的道德要求；宪法的 “人格尊严” 条款，体现 “尊重人的价值” 的伦理核心；
3. 法律的伦理约束：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需受伦理限制，避免法律沦为 “纯粹的暴力工具”。例如：法律不得规定 “非人道的刑罚”（如酷刑），不得侵犯 “不可让渡的伦理权利”（如人格权），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也需遵循 “比例原则”，避免过度牺牲个人伦理权利。

二、论述题（每题 30 分，共 60 分）

1. 新自然法学与新分析法学的争论

（一）争论的核心问题与双方观点

1. 核心问题一：法律与道德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分离命题之争）
   • 新分析法学：坚持 “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主张法律的存在与效力不依赖于道德。
     代表人物哈特提出 “法律的双重结构”：法律由 “主要规则（义务性规则，如禁止盗窃）” 与 “次要规则（授权性规则，如立法、司法规则）” 构成，法律的效力源于 “承认规则”（即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权威标准，如议会立法程序），与规则内容是否符合道德无关。即使是 “不正义的法律”（如纳粹时期的种族法），只要符合承认规则，仍属于 “法律”，只是公民可基于道德拒绝服从（“恶法亦法，但可反抗”）。
   • 新自然法学：反对分离命题，主张 “法律与道德存在必然联系”，不符合道德的法律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
     代表人物富勒提出 “法律的内在道德”（八项合法性原则）：法律需具备普遍性、明确性、稳定性、不溯及既往、不矛盾、可遵守性、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等属性，若法律违背这些原则（如秘密法、溯及既往的法律），则失去 “法律的本质”，沦为 “权力的工具”（“恶法非法”）。德沃金进一步提出 “法律的整体性”：法律不仅包括规则，还包括 “原则与政策”，法官需通过 “建构性解释”，使法律符合正义与道德原则，确保法律的伦理正当性。
2. 核心问题二：法律的本质是 “规则” 还是 “包含原则的整体”
   • 新分析法学：将法律的本质归结为 “规则体系”，强调法律的形式特征（如制定程序、效力来源），认为法理学的任务是分析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无需涉及价值判断。哈特区分 “法律的实然” 与 “法律的应然”，主张法理学仅研究实然的法律规则，道德判断属于伦理学范畴。
   • 新自然法学：认为法律的本质是 “包含原则与道德的整体”，规则仅为法律的一部分，原则（如正义、公平）是法律的核心要素。德沃金以 “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为例：法官拒绝适用 “遗嘱继承规则”，转而依据 “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过错中获益” 的道德原则，判决谋杀祖父的帕尔默无权继承遗产，证明法律需依赖原则与道德才能实现正义，单纯的规则无法应对复杂案件。
3. 核心问题三：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 “法律的形式” 还是 “法律的价值”
   • 新分析法学：聚焦 “法律的形式与逻辑”，研究法律的概念、规则结构、效力层级等形式要素，追求法理学的 “科学性” 与 “客观性”。例如，哈特分析 “权利”“义务”“责任” 等法律概念的逻辑内涵，拉兹研究 “法律体系的结构” 与 “法律的权威”，均不涉及价值判断。
   • 新自然法学：聚焦 “法律的价值与伦理”，研究法律的正义目标、道德基础、人权保障等价值要素，主张法理学需关注法律的 “正当性”。例如，富勒关注 “法律如何实现正义”，德沃金关注 “法律如何保障平等权利”，均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研究对象。

（二）争论的意义与启示

1. 理论意义：二者的争论厘清了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既避免了 “将法律等同于道德”（导致法律的确定性丧失），也避免了 “将法律与道德完全分离”（导致法律沦为暴政工具）。新分析法学的 “分离命题” 保障了法律的确定性与独立性，新自然法学的 “道德关联论” 保障了法律的正当性与伦理底线，二者共同推动了法理学理论的精细化。
2. 实践意义：争论为法律实践提供了指导：
   • 立法层面：需兼顾法律的形式合法性（如符合程序）与实质正当性（如符合道德），避免制定 “形式合法但实质恶的法律”；
   • 司法层面：法官需在规则与原则之间平衡，当规则存在漏洞或不公时，可依据道德原则进行解释，确保判决的正义性；
   • 公民层面：明确 “服从法律” 与 “反抗恶法” 的界限 —— 对形式合法但实质恶的法律，公民有道德上的反抗权利，但需通过合法途径（如请愿、诉讼）推动法律修改，避免暴力对抗。

总结

2. 公益诉讼的法理分析

（一）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

1. 公共利益的特殊性与保护需求

   公共利益具有 “非排他性” 与 “非竞争性”（如环境、公共安全、消费者集体利益），其受损时往往无明确的直接受害人，或受害人数量庞大、个体损害轻微（如食品安全事件中，单个消费者损失小但整体损害大），导致 “私益诉讼失灵”—— 受害人因维权成本高、收益低不愿起诉，损害行为难以通过私益诉讼制止。公益诉讼通过赋予特定主体起诉权，弥补了这一漏洞，成为保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
2. 权利救济的拓展：从 “个人权利” 到 “公共权利”

   传统诉讼理论以 “个人权利受损” 为起诉前提（“无权利则无诉讼”），但公共利益受损时，往往无对应的 “个人权利” 可主张。公益诉讼突破了这一限制，将诉讼权从 “个人权利的附属” 拓展为 “保护公共权利的独立手段”，其法理依据是 “公共信托理论”—— 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受托人，有义务保护公共利益；当国家未履行义务时，特定主体可代表社会公众提起诉讼，监督国家履行信托责任（如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3. 权力制约的需要：司法对行政与市场的监督

   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与行政不作为（如环保部门未查处污染企业）或市场主体滥用权利（如企业垄断、虚假广告）相关。公益诉讼通过司法程序，一方面监督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如公民对行政不作为提起公益诉讼），另一方面制止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形成 “司法 - 行政 - 市场” 的制衡机制，符合现代法治 “权力监督与权利保障” 的核心目标。

（二）公益诉讼的制度功能

1. 预防与制止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公益诉讼不仅能对已发生的公共利益损害进行救济（如要求违法企业赔偿损失），更能通过 “预防性诉讼” 制止潜在损害（如在环境破坏尚未发生时，起诉规划中的污染项目），实现 “从损害救济到风险预防” 的转变，符合公共利益保护的 “主动性” 需求。
2. 弥补行政执法的不足

   行政执法受资源、地域、部门利益等限制，可能存在 “选择性执法” 或 “执法不力”（如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环保部门不查处本地污染企业）。公益诉讼通过司法程序的 “中立性” 与 “终局性”，为公共利益保护提供 “最后一道防线”—— 即使行政机关未履行职责，也可通过诉讼强制制止违法行为，确保法律的统一实施。
3. 推动法律完善与公共政策优化

   公益诉讼往往涉及新型公共利益问题（如数据安全、气候变化、基因技术伦理），这些问题可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案件审理中需通过法律解释或漏洞填补形成裁判规则。例如，环境公益诉讼中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 的认定，可能推动相关立法（如《环境保护法》修订）；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对 “格式条款无效” 的判决，可能优化市场交易规则，实现 “个案裁判推动制度完善” 的功能。

（三）公益诉讼的实践边界与法理限制

1. 起诉主体的范围界定：避免 “诉讼权滥用”

   公益诉讼的起诉权需合理分配，既要确保 “有人起诉”，也要避免 “随意起诉”。从法理上，起诉主体需具备 “与公共利益的关联性” 与 “诉讼能力”：
   •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天然的公共利益代表资格，适合提起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诉讼（如国家财产保护、重大环境损害）；
   • 社会组织：需具备特定资质（如环保组织需在民政部门登记、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一定年限），确保其有能力履行诉讼职责，避免 “皮包公司” 滥用诉讼权；
   • 公民：需限定在 “直接或间接受公共利益损害” 的范围内（如附近居民起诉污染企业），避免 “与案件无关的公民” 随意起诉，浪费司法资源。
2. 诉讼标的的限制：公共利益的 “可司法性”

   并非所有公共利益都可通过公益诉讼保护，需满足 “可司法性” 要求：一是公共利益需 “具体、明确”（如 “空气质量” 可通过污染数据量化，属于可司法的公共利益；“社会风气” 过于抽象，难以通过诉讼保护）；二是损害行为需 “可认定、可救济”（如可通过证据证明损害存在，且法院可通过判决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对不可司法的公共利益（如抽象的政策目标），需通过立法、行政等非司法途径解决。
3. 与私益诉讼的协调：避免 “重复救济”

   当同一行为既损害公共利益，又损害私人利益时（如食品安全事件中，企业既欺骗消费者个体，又损害整体市场秩序），需协调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关系：一是公益诉讼的判决对私益诉讼具有 “预决效力”（如公益诉讼认定企业违法，私益诉讼可直接援引该结论）；二是公益诉讼的赔偿款需用于公共利益修复（如环境赔偿款用于生态修复），不得分配给个人，避免与私益诉讼的赔偿请求冲突。

（四）公益诉讼的法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