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广东财经大学 国际法学（F516 国际贸易法）考研复试真题 样题

一、论述题（每题 25 分，共 100 分）

1. 试述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中，如何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

（一）赔偿责任基础：以 “网状责任制” 为主，“统一责任制” 为补充

1. 网状责任制（主流模式）

   指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按不同运输区段的运输方式，分别适用该区段对应的国际公约或国内法规定的责任基础。例如：
   • 若货物在海运区段受损，适用《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或《汉堡规则》的责任基础（如《海牙规则》的 “过失责任”，需托运人证明经营人存在过失）；
   • 若在铁路运输区段受损，适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CMR）的 “严格责任”（除非经营人证明存在不可抗力等免责事由）。
     该模式的优势是贴合不同运输方式的风险特性，缺点是责任标准不统一，易引发区段划分争议。目前《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未生效）虽倡导统一责任制，但实践中多数国家（如中国）及国际货运实务仍采用网状责任制，如中国《海商法》第 105 条规定：“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并对全程运输负责。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可以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另以合同约定相互之间的责任。”
2. 统一责任制（补充模式）

   指无论货物受损发生在哪个运输区段，多式联运经营人统一适用同一责任基础（通常为 “严格责任” 或 “推定过失责任”）。例如，《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草案）规定，经营人对货物的灭失、损坏或延迟交付，除不可抗力、货物固有缺陷等法定免责事由外，均承担赔偿责任，无需托运人证明过失。该模式的优势是责任标准统一，降低托运人举证难度，但对经营人风险较高，目前仅在少数区域（如欧盟部分国家）的国内立法中部分采用。

（二）赔偿责任范围：涵盖 “货物损失” 与 “合理费用”，排除间接损失

1. 核心赔偿范围

   包括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实际损失（如灭失、损坏、数量短少），以及为减少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货物检验费、施救费、临时仓储费）。例如，货物在多式联运中因集装箱破损导致湿损，经营人需赔偿货物修复费用或重置成本，同时承担托运人为检验货物支出的第三方检测费用。
2. 排除范围

   不包括间接损失（如货物延迟交付导致的买方利润损失、市场份额流失），除非多式联运合同中明确约定赔偿间接损失，且该约定不违反强制法规定。例如，若合同未特别约定，即使货物延迟导致买方无法按时履行下游合同，经营人也无需赔偿买方的违约赔偿金。

（三）赔偿责任限额：按 “货物毛重” 或 “货物件数 / 包装单位” 计算，区分不同运输区段

1. 网状责任制下的限额

   与责任基础对应，按受损区段的公约或法律规定确定限额。例如：
   • 海运区段：若适用《维斯比规则》，限额为每件或每单位 666.67 特别提款权（SDR），或每公斤 2SDR，以较高者为准；
   • 航空区段：适用《华沙公约》，限额为每公斤 250 法郎（约 17SDR）。
2. 统一责任制下的限额

   按统一标准计算，通常高于单一运输方式的限额。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草案）规定，赔偿限额为每公斤 3SDR，若货物以件数或包装单位计费，每件或每单位 133SDR，以较高者为准。
3. 限额的突破情形

   若多式联运经营人存在 “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如明知集装箱有破损仍用于运输），则丧失责任限额权利，需按货物的实际损失全额赔偿。

（四）赔偿责任期间：“从接收货物时起至交付货物时止”，覆盖全程运输

（五）实践中的争议解决：区段划分与举证责任分配

1. 区段划分争议

   若货物受损区段无法确定（如集装箱密封完好但内部货物损坏，无法判断是海运还是铁路运输导致），多数国家立法（如中国《海商法》）规定，推定货物在 “海运区段” 受损，适用海运相关公约的责任规则，以平衡经营人与托运人的利益。
2. 举证责任分配
   • 托运人需证明：多式联运合同成立、货物在责任期间内受损、损失金额；
   • 经营人需证明：货物受损是因法定免责事由（如不可抗力、货物固有缺陷）导致，或受损区段的责任基础要求其无过失（如《海牙规则》下证明自身无过失）。

2. 试述《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优先权原则

（一）优先权原则的核心定义与立法目的

（二）适用范围：限于 “工业产权”，明确具体客体与申请人资格

1. 适用的权利客体

   仅适用于《巴黎公约》规定的工业产权，包括：
   • 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 商标（包括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 其他工业产权：如厂商名称、产地标记、原产地名称、制止不正当竞争等（部分客体的优先权需成员国国内法补充规定）。
     需注意：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不属于工业产权，不适用优先权原则。
2. 适用的申请人资格

   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 申请人为《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 申请人在成员国境内有 “真实有效的工商业营业所”（即使非成员国国民，如外国企业在法国有营业所，也可享受优先权）；
   • 申请人在成员国境内有 “住所”（仅适用于自然人）。
     非成员国国民若不满足上述条件，无法享受优先权。

（三）具体规则：期限、适用要求与法律效力

1. 优先权期限：区分权利类型设定不同期限

   公约明确规定了不同工业产权的优先权期限，成员国不得缩短该期限：
   •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首次申请后 12 个月；
   • 外观设计专利、商标：首次申请后 6 个月；
   • 厂商名称、产地标记等：无统一期限，由成员国国内法规定（通常参考商标或专利的期限）。
     例如，申请人 2025 年 1 月 1 日在德国首次申请发明专利，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中国提出同一发明的专利申请，中国申请的申请日可追溯至 2025 年 1 月 1 日（优先权日）。
2. 适用要求：形式与实质要件
   • 形式要件：申请人需在后续申请中 “明确主张优先权”，并提交 “优先权证明文件”（如首次申请的受理通知书、申请文件副本，需经首次申请国的专利或商标主管机关认证）；
   • 实质要件：后续申请的 “主题” 需与首次申请完全一致，包括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专利）、商标的图形 / 文字（商标），不得增加新的技术特征或改变商标标识（否则仅一致部分可享受优先权）。
3. 核心法律效力：“时间回溯” 与 “权利优先”

   优先权原则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 排斥 “中间文件” 的影响：在优先权日至后续申请日之间，若他人就同一主题提出申请，或出现与该主题相关的公开文件（如论文发表、产品上市），因后续申请的申请日追溯至优先权日，这些 “中间文件” 不影响后续申请的新颖性（专利）或显著性（商标）。例如，申请人 2025 年 1 月 1 日首次申请专利，2025 年 6 月他人就同一技术申请专利，申请人 2025 年 12 月在其他国家主张优先权后，他人的申请因晚于优先权日而丧失新颖性。
   2. 保障权利的统一性：后续申请与首次申请视为在同一时间提出，避免因申请日不同导致的权利冲突（如同一商标在不同国家的注册时间差异），便于申请人在多个国家获得一致的权利保护。

（四）例外情形：不适用优先权的情况

1. 首次申请非 “正规申请”：若首次申请被受理国驳回、撤回或视为撤回，且未进入实质审查阶段，该申请不构成 “正规申请”，无法作为优先权基础；
2. 主题不一致：后续申请的主题与首次申请存在实质差异（如专利增加新技术特征、商标改变图形），仅一致部分可享受优先权，差异部分需按新申请处理；
3. 超期主张：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如专利 12 个月）提出后续申请或主张优先权，优先权权利丧失。

（五）实践意义：对跨国工业产权保护的影响

1. 降低申请人成本：申请人无需在首次申请后立即准备所有国家的申请文件，可利用优先权期限完成翻译、费用筹集、市场调研等工作；
2. 维护市场秩序：避免 “抢注” 行为，保障创新者（专利申请人）与品牌方（商标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技术与品牌的跨国传播；
3. 推动国际统一：优先权原则为后续国际条约（如《专利合作条约》PCT、《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全球工业产权保护体系的 “基石”。

3. 何谓服务贸易，国际服务贸易法有何特点

（一）服务贸易的定义：基于 “提供方式” 的国际共识

1. 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

   指服务提供者在一成员国境内，向另一成员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服务本身跨越国境，无需提供者或消费者移动。例如：中国的软件开发公司为美国企业提供远程软件定制服务，印度的呼叫中心为英国客户提供电话客服服务。
2. 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

   指服务消费者前往一成员国境内，在该成员国消费服务。例如：中国游客前往日本旅游（消费旅游服务），美国学生到德国留学（消费教育服务），中国企业员工到瑞士参加专业培训（消费培训服务）。
3. 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

   指服务提供者在一成员国境内设立 “商业实体”（如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向该成员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这是服务贸易最主要的方式，例如：麦当劳在中国设立子公司经营餐饮服务，汇丰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提供金融服务，微软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提供技术服务。
4. 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指服务提供者（自然人）前往一成员国境内，临时为该成员国的消费者提供服务。例如：中国的建筑师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筑设计，美国的律师到中国为跨国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印度的医生到新加坡医院短期执业。

（二）国际服务贸易法的特点：与货物贸易法的核心差异

1. 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 “服务提供” 为核心，而非 “有形商品”
   • 货物贸易法调整 “有形商品的进出口”，关注关税、数量限制等边境措施；
   • 国际服务贸易法调整 “无形服务的跨境提供”，关注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经营活动限制等 “边境后措施”（如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注册资本要求、对外国律师的执业资格限制）。例如，GATS 不仅规定成员国不得歧视外国服务，还要求成员国通过 “具体承诺表” 列明允许外国服务进入的领域及条件（如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本国设立子公司，但注册资本不低于 1 亿元）。
2. 规则体系的 “框架性” 与 “灵活性”：依赖 “具体承诺” 而非 “统一义务”
   • 货物贸易法（GATT）规定 “普遍义务”，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适用于所有货物，成员国不得随意例外；
   • 国际服务贸易法（GATS）采用 “框架性规则 + 具体承诺” 模式：
     • 框架性规则：规定最惠国待遇、透明度等基本原则，但允许成员国在特定领域（如金融、电信）保留例外；
     • 具体承诺：成员国仅对 “具体承诺表” 中列明的服务部门（如旅游、计算机服务）承担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义务，未列明的部门可限制外国服务进入。例如，中国在 GATS 承诺表中列明 “允许外国旅行社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但未承诺 “允许外国航空公司在中国国内航线运营”，因此可限制外国航空公司进入国内航线。
3. 监管措施的 “复杂性” 与 “多样性”：涉及多领域国内规制

   服务贸易的提供与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如公共安全、文化传统、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国际服务贸易法需协调各国国内规制，具体体现为：
   • 涉及领域广泛：包括金融（银行、保险）、电信、教育、医疗、旅游、运输等，每个领域的监管规则差异极大（如金融领域需监管资本充足率，医疗领域需监管执业资格）；
   • 边境后措施为主：监管重点不是 “关税”（服务难以征收关税），而是国内法规（如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资质要求、股权比例限制）。例如，欧盟要求外国电信企业进入欧盟市场需符合 “数据安全标准”，中国要求外国医疗机构在中国设立需符合 “医疗质量评估标准”。
4. 争端解决的 “专业性”：依赖行业专家参与
   • 货物贸易争端多涉及关税、反倾销等技术性问题，可由贸易法专家解决；
   • 服务贸易争端常涉及特定行业的监管规则（如金融服务中的资本流动限制、电信服务中的市场准入），需行业专家（如金融分析师、电信工程师）参与争端解决，才能准确判断东道国的监管措施是否违反 GATS 规则。例如，WTO “美国诉墨西哥电信服务案” 中，争端解决机构聘请了电信行业专家，评估墨西哥对外国电信企业的准入限制是否合理。
5. 与投资法的 “关联性”：商业存在方式下的交叉适用

   服务贸易的 “商业存在” 方式（如外国企业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与国际投资（外国直接投资 FDI）高度重合，因此国际服务贸易法与国际投资法（如《华盛顿公约》ICSID）常交叉适用：
   • 若外国服务提供者因东道国的市场准入限制无法设立商业实体，可依据 GATS 起诉东道国违反服务贸易承诺；
   • 若已设立的商业实体因东道国的征收、国有化等措施受损，可依据国际投资协定起诉东道国，主张投资保护。例如，美国某保险公司因中国限制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可依据 GATS 主张服务贸易承诺违约，也可依据《中美投资协定》（若生效）主张投资权益受损。

4. 依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一成员实施保障措施应满足什么条件

（一）实质条件：进口激增、严重损害、因果关系 “三位一体”

1. 进口激增：进口数量的 “绝对或相对大幅增加”

   进口激增是指：成员方某一产品的进口数量，在特定时期内（通常为最近 3-5 年）出现 “绝对增加” 或 “相对增加”：
   • 绝对增加：进口数量的实际数值大幅上升（如某产品进口量从 100 万吨增至 200 万吨）；
   • 相对增加：进口数量的增长幅度远超国内产量的增长幅度，导致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大幅提升（如国内产量仅增长 10%，进口量增长 100%，进口份额从 20% 升至 50%）。
     《协议》要求进口激增需是 “意外的”（如因关税降低、技术进步导致的进口增长），而非成员方在加入 WTO 时可预见的常规增长。例如，某成员国因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关税，导致某产品进口量短期内翻倍，属于 “意外的进口激增”。
2. 严重损害：对国内同类产业造成 “实质性、整体性损害”

   严重损害是指：进口激增对国内 “同类产业”（即与进口产品直接竞争的国内产业）造成的 “重大损害”，需通过客观证据证明，具体判断标准包括：
   • 国内产业的产量大幅下降（如产量同比下降 30%）；
   • 国内产业的市场份额大幅流失（如从 50% 降至 20%）；
   • 国内产业的利润严重下滑或亏损（如连续两年亏损，亏损额增长 50%）；
   • 国内产业的就业人数显著减少（如失业人数增长 20%）；
   • 国内产业的投资减少、设备闲置率上升（如设备闲置率从 10% 升至 40%）。
     《协议》明确排除 “轻微损害” 或 “潜在损害”，仅 “严重损害” 可构成实施保障措施的理由。例如，某国钢铁产业因进口激增导致产量下降 10%、利润下滑 15%，属于 “轻微损害”，不得实施保障措施；若产量下降 40%、亏损额增长 60%，则构成 “严重损害”。
3. 因果关系：进口激增是导致严重损害的 “直接、主要原因”

   成员方需证明：进口激增与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之间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且进口激增是 “主要原因”（而非其他因素）。需排除的 “其他因素” 包括：
   • 国内需求下降（如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导致产量下降）；
   • 国内产业自身的技术落后、管理不善（如设备老化导致竞争力下降）；
   • 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如第三国的进口产品未激增，但国内产业因自身原因受损）。
     证明标准：需通过数据对比（如进口增长曲线与国内产业损害指标曲线的同步性）、逻辑分析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若某国汽车产业的进口量增长 50% 的同时，国内需求也下降 30%，则需证明进口激增对损害的贡献度超过国内需求下降，否则无法认定因果关系。

（二）程序条件：透明度与公正性要求，保障利害关系方的参与权

1. 发起调查：由主管机关依申请或主动发起
   • 申请主体：国内同类产业的生产商（需代表该产业总产量的 50% 以上），或行业协会；
   • 调查机关：成员方指定的独立主管机关（如商务部、贸易委员会）；
   • 调查内容：进口激增的事实、国内产业损害的程度、因果关系的存在。
2. 公告与通知：及时告知所有利害关系方
   • 调查发起后，需在官方渠道（如政府网站、公报）公告调查事项，包括调查范围、时间表、利害关系方的权利（如提交意见、参与听证会）；
   • 调查过程中，需将初步调查结果、拟采取的保障措施（如拟提高关税的幅度）通知 WTO 保障措施委员会，以及所有出口该产品的成员方（“出口成员”），确保信息透明。
3. 听证与评论：保障利害关系方的参与权
   • 调查机关需组织听证会，允许国内产业、外国出口商、进口商等利害关系方陈述意见、提交证据；
   • 利害关系方有权对他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对调查结论提出异议，调查机关需对异议进行回应并记录在案。例如，外国出口商可提交证据证明进口激增是因国内需求增长导致，而非自身出口行为，调查机关需对该证据进行审核并在最终报告中说明是否采纳。
4. 最终裁决与实施：基于调查结论，符合比例原则
   • 调查机关需发布最终调查报告，明确认定进口激增、严重损害及因果关系的事实与理由；
   • 实施的保障措施需符合 “比例原则”：措施的强度与损害程度相匹配，不得超过必要限度（如仅需提高关税 10% 即可缓解损害，不得提高至 50%）；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 4 年，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8 年（需证明延长的必要性）。
5. 补偿与报复：平衡出口成员的利益
   • 若保障措施对出口成员造成贸易损失，实施措施的成员方需与出口成员协商补偿（如降低其他产品的关税）；
   • 若协商不成，出口成员可在 WTO 授权下，对实施措施的成员方采取 “报复措施”（如提高该成员方其他产品的关税），报复的贸易价值不得超过保障措施造成的损失。

（三）禁止性情形：不得实施的保障措施

1. 选择性保障措施：不得针对特定出口成员实施保障措施，需对所有出口该产品的成员 “非歧视地” 适用（即 “最惠国待遇原则”）。例如，不得仅对中国出口的钢铁产品实施配额限制，而对韩国、日本的出口产品不限制。
2. 灰色区域措施：不得通过非关税措施（如自愿出口限制、出口配额）替代法定的保障措施，所有限制进口的措施需纳入《协议》的监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