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中山大学考研真题样题（654 政治学原理）

一、简答题（每题 20 分，共 40 分）

1. 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请列举几种具体的政治关系。

• 答案：政治关系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基于利益分配、权力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政治现象的核心本质，具体可分为以下 6 种主要类型：
  1. 阶级关系：基于社会阶级分化形成的核心政治关系，是阶级社会中最根本的政治关系。不同阶级因占有生产资料、经济地位的差异，围绕国家权力、资源分配产生互动（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反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博弈），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政权维护私有财产，无产阶级通过政党斗争争取政治权利。
  2. 政党关系：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主体，在争夺或分享国家权力过程中形成的关系，主要包括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如我国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 “多党合作” 关系）、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如西方两党制中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竞争与监督关系）、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或对抗关系（如联合执政中的政党协作、选举中的政党竞争）。
  3. 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普遍的关系之一。一方面，国家通过法律赋予公民政治权利（如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并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另一方面，公民需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如纳税、服兵役），同时通过选举、信访等方式参与国家治理，例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时要求公民 “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
  4.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国际关系）：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基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形成的互动关系，包括合作关系（如双边或多边条约、国际组织中的协作，如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竞争关系（如贸易竞争、科技竞争，如中美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冲突关系（如领土争端、军事对抗，如部分国家间的边界冲突），其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5. 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国家内部不同权力机关之间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基于 “分权制衡” 或 “民主集中制” 原则形成。例如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 “三权分立” 关系（如美国国会、总统、最高法院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我国的 “民主集中制” 下，人大（立法机关）、政府（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之间的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 关系，其中人大对政府、司法机关具有监督职权。
  6. 民族关系：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之间基于历史、文化、利益形成的政治关系，核心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例如我国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部分多民族国家因民族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民族矛盾（如民族歧视、民族分离主义），也属于民族关系的范畴。
• 解析：答题需紧扣 “政治关系的核心是利益与权力”，从 “阶级、政党、国家与公民、国际关系、国家机构、民族” 六个关键维度展开，每个类型需结合具体案例（如我国的多党合作、西方三权分立）说明，避免仅罗列概念。需注意区分不同政治关系的本质差异（如阶级关系是根本，国家与公民关系是基础），体现政治关系的层次性与复杂性，这是简答题的得分关键。

2. 政治统治的基础是什么？说明韦伯所说三种统治类型（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的基础是什么。

• 答案：#### （1）政治统治的普遍基础
  政治统治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权力维护自身利益、稳定社会秩序的行为，其普遍基础可概括为 4 个核心维度，缺一不可：
  1. 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与经济资源的占有，是政治统治的物质前提。通过控制经济命脉（如工业、金融、土地），统治阶级可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并通过资源分配影响公民行为（如税收调节、福利政策），例如资产阶级通过掌握资本与生产资料，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权力。
  2. 政治基础：统治阶级掌握的国家权力体系，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以及政党、议会等政治组织。暴力机关是政治统治的 “强制保障”，可镇压反抗、维护社会秩序；政治组织则通过制度设计（如选举制度、法律体系）将统治意志转化为国家政策，实现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3. 社会基础：统治阶级获得的社会支持与认同，包括公民对统治秩序的接受、社会组织的配合（如企业、媒体、宗教团体）。社会基础的核心是 “合法性认同”，若缺乏社会支持，统治将陷入危机（如民众抗议、社会动荡），例如我国的政治统治以 “人民当家作主” 为社会基础，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回应社会需求获得广泛认同。
  4. 文化基础：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通过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形成公民对统治秩序的 “文化认同”。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倡导 “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倡导 “集体主义、公平正义”，这些意识形态可减少统治阻力，增强统治的凝聚力。

（2）韦伯三种统治类型的基础

1. 传统型统治：基础是 “传统习俗与先例”，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 “长期延续的传统规则”，民众服从统治是因为 “历来如此”，而非理性选择或个人魅力。统治者的权力通常基于血缘、世袭或传统地位（如君主制中的国王、部落中的酋长），统治方式依赖传统习俗（如封建制度中的等级礼仪、宗教中的教规），缺乏成文法律的规范。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 “皇权天授”，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源于 “传统世袭”，民众服从皇权是因为 “君臣父子” 的传统伦理，而非法律规定。
2. 魅力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基础是 “统治者的个人魅力与超凡品质”，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对统治者 “非凡能力、人格魅力或神圣使命” 的信仰与崇拜。统治者通常具有特殊的个人特质（如军事天才、宗教领袖、革命领袖），通过感召力动员民众，统治方式灵活且具有革命性，缺乏稳定的制度约束。例如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凭借 “三民主义” 的理想与革命实践的魅力，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其领导的革命统治属于典型的魅力型统治；宗教领袖（如佛教、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的统治也依赖个人魅力。
3. 法理型统治：基础是 “成文法律与理性制度”，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 “法律的权威与制度的合理性”，民众服从统治是因为 “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而非传统或个人魅力。统治者的权力由法律明确规定（如宪法规定国家元首的职权），统治方式遵循法定程序（如议会立法、政府行政、司法独立），制度具有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例如现代民主国家（如美国、德国、中国）的统治均以法理型为核心，通过宪法、法律体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由法律明确界定，统治的合法性基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理性原则。

• 解析：需先明确 “政治统治的普遍基础” 是所有统治类型的共性，再分析韦伯三种类型的 “个性基础（合法性来源）”，每个类型需结合具体案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孙中山、现代民主国家）说明，避免概念混淆。需重点区分 “传统型（依赖习俗）”“魅力型（依赖个人）”“法理型（依赖法律）” 的核心差异，体现韦伯理论对政治统治 “合法性” 的关注，这是简答题的核心考点。

二、辨析题（每题 20 分，共 40 分）

3. 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表征着公民政治认同度的状况；社会秩序则表征着公民对政府公信度和社会信任度的度量；心灵秩序在一定历史阶段也能表征公民对统治的文化认同度。

• 答案：该观点部分正确，但存在概念对应偏差，需从 “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心灵秩序的本质” 与 “认同度的对应关系” 两方面辩证分析：

（1）观点正确的部分

1. 政治秩序与公民政治认同度的关联性：政治秩序是国家权力运行、公民政治参与的稳定状态（如选举有序、权力制衡有效），其核心依赖公民的政治认同（对国家制度、政权的接受与支持）。若公民政治认同度高（如积极参与选举、遵守政治规则），政治秩序将更稳定；若认同度低（如拒绝参与、抗议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易陷入混乱。例如我国的政治秩序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为核心，公民对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认同，是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从这一角度看，政治秩序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治认同度。
2. 社会秩序与政府公信度、社会信任度的关联性：社会秩序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的稳定互动状态（如治安良好、交易有序），其稳定既依赖政府公信度（公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如政府应对灾害、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依赖社会信任度（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组织的信任，如邻里互助、企业诚信）。若政府公信度高（如政策透明、高效务实）、社会信任度高（如诚信体系完善），社会秩序将更和谐；若政府公信度低（如腐败、政策失信）、社会信任度低（如人际猜忌、企业欺诈），社会秩序易出现动荡。例如疫情期间，政府的高效防控提升了公信度，同时公民的互助行为增强了社会信任度，共同维护了社会秩序，从这一角度看，社会秩序与政府公信度、社会信任度存在关联。
3. 心灵秩序与公民文化认同度的关联性：心灵秩序是公民内心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的稳定状态（如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接纳），其核心是文化认同（对统治阶级倡导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认同）。在一定历史阶段（如民族危机、社会转型期），心灵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反映公民对统治的文化认同度：若公民普遍认同主流文化（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心灵秩序将更稳定，统治的文化基础也更牢固；若公民排斥主流文化（如认同极端思潮），心灵秩序将混乱，统治的文化认同度也会下降。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民对 “社会主义文化” 的认同，形成了稳定的心灵秩序，也巩固了对新政权的文化认同，从这一角度看，观点具有合理性。

（2）观点存在的偏差

1. 政治秩序与政治认同度的 “非单向对应”：政治秩序不仅依赖公民政治认同，还受 “国家暴力机关、制度设计” 等因素影响。即使公民政治认同度不高，统治阶级也可通过暴力镇压、严格管控维持表面的政治秩序（如专制国家的政治秩序），此时政治秩序无法真实 “表征” 政治认同度，二者存在脱节。例如部分专制国家通过军队、警察控制社会，政治秩序看似稳定，但公民的政治认同度极低，观点忽略了 “强制力对政治秩序的影响”。
2. 社会秩序与政府公信度、社会信任度的 “非唯一对应”：社会秩序的稳定是 “政府治理、社会自治、法律约束” 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仅由政府公信度与社会信任度决定。例如即使政府公信度一般，若法律体系完善、执法严格（如通过严厉的治安处罚遏制犯罪），社会秩序也可维持稳定；反之，若法律缺失，即使政府公信度高、社会信任度高，社会秩序也可能混乱，观点过度简化了社会秩序的影响因素。
3. 心灵秩序与文化认同度的 “非必然对应”：心灵秩序除受 “统治文化” 影响外，还受个人经历、外来文化、亚文化等因素影响，可能出现 “心灵秩序稳定但文化认同度低” 的情况。例如部分公民内心价值观稳定（如追求个人自由），但不认同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文化（如集体主义），此时心灵秩序无法表征对统治的文化认同度，观点混淆了 “个人心灵稳定” 与 “对统治的文化认同”。

（3）结论

• 解析：辨析题需 “先判断观点性质（部分正确 / 错误），再分‘正确点’与‘偏差点’分析，最后总结”，每个部分需结合具体案例（如专制国家、疫情防控、个人价值观）说明，避免绝对化表述。需体现辩证思维，既肯定观点的合理之处，也指出其局限性，这是辨析题的核心要求。

4. 各种治国方法都是手段，手段如果离开目的效果就无法判断其优劣高下，当然目的效果本身也不能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必须具有历史合理性。

• 答案：该观点完全正确，准确揭示了 “治国方法（手段）” 与 “目的效果”“历史条件” 的辩证关系，是对治国实践规律的科学总结，具体分析如下：

（1）治国方法是手段，其优劣依赖目的效果判断

1. 手段服务于目的，无目的则无优劣：治国目的是治国实践的核心（如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利），治国方法作为手段，需围绕目的展开。若脱离目的效果，仅从方法本身判断优劣，将陷入 “形式主义”。例如 “法治” 与 “德治”：若治国目的是 “快速稳定社会秩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社会动荡期），严格的法治可能比德治更有效；若目的是 “长期培育社会道德”，德治则可能更重要，脱离目的讨论 “法治优于德治” 或 “德治优于法治” 均无意义。
2. 效果是检验手段优劣的最终标准：即使治国方法理论上 “先进”，若无法实现目的、产生负面效果，也属于 “劣” 的手段；反之，即使方法理论上 “朴素”，若能有效实现目的、产生积极效果，也属于 “优” 的手段。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采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似简单的治国方法），有效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 “解放生产力” 的治国目的，因此是优秀的治国手段；而部分国家盲目照搬 “西方多党制”（理论上强调民主），但导致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未实现 “稳定与发展” 的目的，因此是失败的手段。

（2）治国目的效果需依赖具体历史条件，具有历史合理性

1. 历史条件决定目的的可行性：治国目的需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若脱离历史条件设定过高或过低的目的，即使选择 “先进” 的治国方法，也无法实现效果。例如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教育落后，治国目的只能是 “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保障农业生产”，若强行设定 “实现全民民主、共同富裕” 的目的，显然不具备历史合理性，也无法实现；而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达、公民意识觉醒，“实现民主、公平、可持续发展” 的目的则具有历史合理性。
2. 历史条件影响效果的评价标准：不同历史条件下，对 “治国效果” 的评价标准不同，需结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判断效果是否合理。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匮乏、国际封锁），“粮食自给自足、国家安全稳定” 是核心效果评价标准，此时 “计划经济” 的治国方法能有效实现这一效果，具有历史合理性；而在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发展、需要激发市场活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成为核心标准，“市场经济” 的方法则更符合历史条件，效果评价标准也从 “自给自足” 转向 “高质量发展”。
3. 违背历史合理性的目的效果将导致治国失败：若治国目的脱离历史条件（如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或效果评价忽视历史背景，将导致治国方法与实际脱节，引发社会问题。例如 “大跃进” 时期，设定 “超英赶美” 的经济目的，脱离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历史条件，即使采用 “群众运动” 的治国方法，也导致了经济混乱、资源浪费，最终效果失败，这正是目的缺乏历史合理性的教训。

（3）结论

• 解析：辨析题需 “先明确观点正确，再分‘手段与目的效果的关系’‘目的效果与历史条件的关系’两方面论证，最后总结意义”，每个部分需结合具体案例（如法治与德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跃进）说明，避免空泛理论。需突出 “辩证统一” 的核心，体现对治国实践规律的理解，这是辨析题的高分关键。

三、论述题（每题 34-36 分，共 70 分）

1. 什么是政治文化？试用政治文化的理论论述中国共产党文化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 答案：#### （一）政治文化的定义与核心特征
  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提出的概念，指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公民普遍具有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与政治行为习惯的总和，是政治体系运行的 “文化心理基础”。其核心特征包括：
  1. 整体性：政治文化是特定社会中多数公民共享的政治心理倾向，而非个人偶然的政治态度，例如我国公民普遍认同的 “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整体性体现。
  2. 稳定性：政治文化由历史传统、社会教育、意识形态长期塑造，形成后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短期内不易改变，例如西方社会的 “个人主义” 政治文化、中国的 “集体主义” 政治文化，均经历了长期历史积淀。
  3. 功能性：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具有 “支撑或阻碍” 作用：积极的政治文化（如公民对制度的认同、参与意识强）可促进政治稳定与治理高效；消极的政治文化（如公民对制度的不信任、参与冷漠）则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例如我国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核心内容（基于政治文化理论）

1.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 “理论基础”，也是政治文化中的 “意识形态核心”。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决定了党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取向。例如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新时代国家治理，这些理论既是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党员与群众的政治信仰，构成了党的文化根基。
2. 初心使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 “价值核心”，对应政治文化中的 “目标认同”。党的初心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命是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文化内容体现在党的政策实践中（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也内化为党员的行为准则（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例如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帮助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正是初心使命文化的实践体现，也增强了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
3. 组织原则与纪律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 “制度保障”，对应政治文化中的 “行为规范”。党的组织原则是 “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纪律文化包括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如 “两个维护”“四个意识”），这些内容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与行动高效。例如在重大决策中，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广泛征求意见、集中统一部署（如 “十四五” 规划的制定），同时通过纪律约束防止腐败、维护党的形象，体现了组织与纪律文化的重要性。
4. 革命精神与优良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 “历史根基”，对应政治文化中的 “传统认同”。包括革命时期的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建设时期的 “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改革时期的 “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 等，这些精神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结晶，体现了党的奋斗历程与价值追求。例如 “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既是党的历史遗产，也是当代党员的精神动力，增强了党的文化凝聚力。
5. 人民至上的群众路线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 “社会基础”，对应政治文化中的 “群众认同”。党的群众路线是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文化内容体现在党与群众的互动中（如信访制度、基层调研、民意征集），确保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疫情防控期间，党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调集全国资源保障群众生命健康，正是群众路线文化的实践，也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与信任。
6. 自我革命与廉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 “净化机制”，对应政治文化中的 “合法性维护”。自我革命包括 “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党内监督”（如巡视巡察制度、打虎拍蝇猎狐），廉洁文化包括 “清正廉洁、反对腐败、艰苦奋斗”（如 “八项规定”、反 “四风”），这些内容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避免脱离群众与权力腐败。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好转，体现了自我革命与廉洁文化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功能与意义（结合政治文化理论）

1. 凝聚功能：通过共享的价值观（如马克思主义、初心使命），将党员与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形成政治共识，增强党的向心力与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分裂与文化冲突。
2. 规范功能：通过组织纪律、群众路线等文化内容，规范党员的政治行为，引导群众的政治参与（如有序参与选举、信访），确保政治体系运行的有序性与稳定性。
3. 合法性功能：通过革命精神、人民至上的实践，增强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为党的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确保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

结论

• 解析：论述题需 “先定义政治文化，再结合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内容，最后说明功能意义”，每个内容维度需结合党的实践案例（如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反腐败）说明，避免仅罗列概念。需突出 “中国共产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联”（如对应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群众认同），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同时展现对党的文化的深度理解，这是论述题的高分关键。

2.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人民的政治认同，试论人民的政治认同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 答案：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政治权力的 “自愿接受与支持”，而人民的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核心来源 ——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 “主权在民”，只有获得人民认同的政治权力，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统治。结合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人民的政治认同应包括 6 个核心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一）意识形态认同：政治权力的 “文化根基”

1. 核心价值观认同：人民对国家或政权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接纳，如我国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西方的 “自由、平等、个人主义”。这些价值观通过教育、媒体、社会宣传渗透到生活中，若人民认同这些价值观，将从内心接受政治权力的统治逻辑。例如我国公民对 “和谐”“公正” 的认同，使其支持政府的社会治理政策（如社会保障、司法改革）。
2. 历史与文化认同：人民对政治权力所代表的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的认同，如我国人民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使命的认同、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认同，这种认同源于对历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史）与文化（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归属感。例如人民对 “脱贫攻坚精神” 的认同，本质上是对党领导下的历史成就的认同，进而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支持。

（二）制度认同：政治权力的 “规则基础”

1. 根本政治制度认同：人民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认同，如我国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西方的 “议会制”“总统制”。若人民认同根本制度，将愿意通过制度参与政治（如选举人大代表、投票），反之则会质疑制度的合理性。例如我国人民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体现在积极参与人大代表选举、关注人大立法（如《民法典》的制定过程）。
2. 法律体系认同：人民对国家法律体系的认同，包括对法律的尊重、遵守与信任，认为法律是 “公平正义的保障”。法律体系认同要求法律具有 “普遍性、公正性、可执行性”，若法律能维护人民权益（如保护公民财产、保障人权），人民将认同基于法律的政治权力；若法律不公或执行不力（如司法腐败），则会削弱认同。例如我国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通过依法打击黑恶势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了人民对法律体系与政治权力的认同。

（三）绩效认同：政治权力的 “现实基础”

1. 经济绩效认同：人民对政治权力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的认可，如就业稳定、收入增长、贫困减少。经济是民生的基础，若政治权力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人民将直接感受到利益提升，进而认同权力；若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如部分国家的经济危机），则会引发对权力的不满。
2. 民生绩效认同：人民对政治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民生需求的认可，如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环境保护等。民生绩效直接关系人民的日常生活质量，例如我国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民医保”“老旧小区改造”，解决了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增强了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反之，若民生问题突出（如看病难、上学贵），则会削弱认同。
3. 安全绩效认同：人民对政治权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认可，包括国家安全（如国防、领土完整）、社会安全（如治安、反恐）、公共安全（如疫情防控、灾害应对）。安全是人民的基本需求，例如我国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通过高效组织保障了人民生命健康，赢得了广泛的安全绩效认同；而部分国家因防控不力导致大量感染，则丧失了人民的安全认同。

（四）程序认同：政治权力的 “过程基础”

1. 权力产生程序认同：人民对政治权力（如国家领导人、议员）产生方式的认同，如我国的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 程序（如人大代表选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西方的 “全民选举” 程序。若程序公开透明、体现民意（如我国人大代表选举覆盖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将认同权力的合法性；若程序被操纵（如选举舞弊），则会质疑权力的正当性。
2. 决策程序认同：人民对政治权力制定政策过程的认同，即决策是否广泛征求民意、是否科学民主（如听证会、专家论证、公众参与）。例如我国重大政策制定（如 “十四五” 规划）会通过网络征求意见、基层调研、座谈会等方式吸纳民意，这种民主决策程序增强了人民对政策与政治权力的认同；反之，若决策 “闭门造车”（如部分国家的政策不顾民众反对强行推进），则会引发程序认同危机。

（五）身份认同：政治权力的 “情感基础”

1. 国家认同：人民对自己 “国家成员” 身份的认同，表现为爱国情感、维护国家利益的意愿，如我国人民对 “中国” 这一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使其支持国家的外交政策（如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分裂）、参与国家建设（如科技创新、国防建设）。国家认同是最基础的身份认同，若人民缺乏国家认同（如民族分裂主义者），则会反对现有政治权力。
2. 民族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人民对 “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 等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 “平等共生” 的认同。例如我国人民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认同，使其支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民族团结，这种认同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保障；若民族认同分裂（如民族歧视、分离主义），则会威胁政治权力稳定。

（六）领袖与组织认同：政治权力的 “人格与组织基础”

1. 政党认同：在政党政治中，人民对执政党的认同，包括对政党的宗旨、纲领、实践的认可，如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源于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领导脱贫攻坚与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西方人民对执政党的认同，源于政党的政策主张（如福利政策、减税政策）。政党是政治权力的核心载体，若人民认同执政党，将支持其领导的政治权力。
2. 领袖认同：人民对国家或政党领袖的认同，包括对领袖的个人品质（如廉洁、务实、有担当）、领导能力（如应对危机、推动发展）的认可。例如我国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认同，源于总书记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国家统一等方面的坚强领导与为民情怀；西方人民对总统的认同，也与领袖的个人能力与政策主张密切相关。领袖认同能增强政治权力的凝聚力，但需避免过度依赖个人魅力（如韦伯所说的 “魅力型统治”），应与制度认同结合。

结论

• 解析：论述题需构建 “总分总” 结构，先明确 “政治认同是合法性核心”，再从 “意识形态、制度、绩效、程序、身份、领袖与组织” 六个维度展开，每个维度需结合具体案例（如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人大制度）说明，避免抽象理论。需突出各维度的 “相互关联”（如绩效认同支撑意识形态认同，制度认同保障程序认同），体现政治认同的系统性，同时展现对政治学理论（如卢梭社会契约论、韦伯统治类型）的灵活运用，这是论述题的核心要求。

四、真题答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