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考研真题样题

一、释名（每题 2 分，共 20 分）

1. 汉赋四大家

• 答案：汉赋四大家指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四人是汉赋创作的巅峰代表，其作品奠定了汉赋 “铺张扬厉、体物写志” 的主流风格。
• 解析：司马相如以《子虚赋》《上林赋》开创大赋范式，扬雄《甘泉赋》《羽猎赋》继承并深化大赋特点，班固《两都赋》开启 “京都赋” 题材，张衡《二京赋》将汉赋规模推向极致，且其《归田赋》为抒情小赋的兴起奠定基础。

2. 隋诗四家

• 答案：隋诗四家指隋代四位代表性诗人，分别是卢思道、薛道衡、杨素、江总，其诗歌创作承南北朝余风，启唐代诗歌先河，是诗歌从六朝向初唐过渡的关键人物。
• 解析：卢思道《从军行》风格刚健，薛道衡《人日思归》语言清新，杨素《赠薛播州》情感沉郁，江总虽多宫体诗，但部分作品已显刚健之气，四人作品均体现出 “南北诗风融合” 的特征。

3. 文章四友

• 答案：文章四友是初唐武则天时期的四位宫廷诗人，即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人以律诗创作见长，对初唐律诗格律的定型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 解析：四人中杜审言成就最高，其《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是初唐五言律诗的典范；李峤、苏味道以 “苏李” 并称，多应制诗，虽内容较空泛，但在对仗、声律上的探索为盛唐律诗成熟奠定基础。

4. 唐代四大山水诗人

• 答案：唐代四大山水诗人指盛唐的王维、孟浩然，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四人以山水田园为核心题材，作品风格清新自然，将山水诗的审美境界推向新高度。
• 解析：王维 “诗中有画”（如《山居秋暝》），孟浩然风格冲淡（如《过故人庄》），二人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韦应物《滁州西涧》、柳宗元《江雪》则在中唐时期延续山水诗传统，且融入个人贬谪后的孤高心境，风格更显清峭。

5. 中兴四大诗人

• 答案：中兴四大诗人指南宋前期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人的创作扭转了南宋初期诗坛的低迷局面，体现南宋诗歌 “中兴” 气象，其中陆游成就最高。
• 解析：陆游诗题材广阔，兼具爱国情怀与日常生活之美（如《书愤》《游山西村》）；杨万里创 “诚斋体”，语言通俗活泼（如《小池》）；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开创田园诗新范式，尤袤作品虽多散佚，但亦以博学著称。

6. 延祐四大家

• 答案：延祐四大家指元代延祐年间的四位散文家，即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以散文创作见长，推崇 “宗唐得古”，是元代散文的代表人物，推动元代文风摆脱宋末纤弱之弊。
• 解析：虞集散文雍容典雅（如《尚志斋说》），杨载《诗法家数》兼具理论与创作实践，范梈、揭傒斯散文亦注重内容与文采的统一，四人作品共同构成元代散文的主流风格。

7. 元代四大悲剧

• 答案：元代四大悲剧指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白朴《梧桐雨》、纪君祥《赵氏孤儿》，四部作品以深刻的社会批判、强烈的悲剧冲突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代表元代杂剧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 解析：《窦娥冤》控诉社会黑暗，《汉宫秋》借昭君出塞写家国之思，《梧桐雨》以李杨爱情写兴亡感慨，《赵氏孤儿》歌颂忠义精神，四剧均通过悲剧情节传递对人性、社会的深层思考。

8. 元末四大传奇

• 答案：元末四大传奇指元末明初的四部南戏作品，即《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简称 “荆刘拜杀”），四部作品题材贴近民间生活，语言通俗，标志南戏从民间文学向成熟戏曲形式的过渡。
• 解析：《荆钗记》写夫妻坚贞，《白兔记》述刘知远发迹，《拜月亭记》融爱情与战乱，《杀狗记》倡兄弟和睦，四剧均以 “大团圆” 结局，符合民间审美需求，对明代传奇发展影响深远。

9. 明代四大章回小说

• 答案：明代四大章回小说指《三国演义》（罗贯中）、《水浒传》（施耐庵）、《西游记》（吴承恩）、《金瓶梅》（兰陵笑笑生），四部作品分别开创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四大题材，是明代小说的巅峰之作。
• 解析：《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水浒传》塑造英雄群像，《西游记》以神魔故事寓人生哲理，《金瓶梅》则聚焦世俗生活，四剧共同奠定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基本范式。

10. 晚清四大词人

• 答案：晚清四大词人指晚清的王鹏运、况周颐、朱孝臧、郑文焯，四人以词学研究与创作著称，推崇 “常州词派” 的比兴寄托，注重词的 “意内言外”，是晚清词坛的核心人物，被称为 “清末四大家”。
• 解析：王鹏运创 “临林词社”，况周颐《蕙风词话》系统阐述词学理论，朱孝臧精于词律，郑文焯词风清峭，四人作品均体现晚清词坛 “重寄托、讲音律” 的特点，对近代词学发展影响深远。

二、简答（每题 8 分，共 40 分）

1. 试以具体作品为例，对《诗经》的表现手法略作说明

• 答案：《诗经》的表现手法通常概括为 “赋、比、兴”，三者相互结合，构成《诗经》独特的艺术魅力，具体如下：
  1. 赋：即 “铺陈直叙”，直接描绘事物、叙述事件或抒发情感，不借助比喻或联想。如《卫风・氓》开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直接叙述男子以贸丝为名向女子求婚的场景，语言直白，情节清晰，通过直白的叙述展现两人初识的过程。
  2. 比：即 “以彼物比此物”，用熟悉的事物比喻陌生或抽象的事物，增强形象性。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将贪婪的统治者比作 “硕鼠”，以硕鼠的 “食黍而不顾人”，形象批判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比喻贴切且极具讽刺性。
  3. 兴：即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先描写与主旨相关的景物或事物，再引出核心内容，多起烘托氛围、奠定情感基调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篇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先描绘 “蒹葭、白露” 的萧瑟秋景，营造朦胧、凄清的氛围，再引出对 “伊人” 的追寻，景与情完美融合，增强诗歌的抒情性。
• 解析：“赋、比、兴” 并非孤立使用，常相互结合（如 “比兴” 连用、“赋中含比”），如《关雎》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起兴，同时以雎鸠的和鸣比喻君子与淑女的匹配，体现了手法的融合性，这一特点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艺术传统。

2. 简述汉赋的发展历程，举出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代表作

• 答案：汉赋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在题材、风格、形式上均有显著差异，具体如下：
  1. 汉初（高祖至武帝初年）：骚体赋阶段
     此阶段汉赋继承楚辞传统，形式以骚体为主（句式灵活，多带 “兮” 字），内容侧重抒情咏志，篇幅较短。代表作家及作品：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前者借凭吊屈原抒发自身被贬的愤懑，后者以鵩鸟自喻，感慨人生祸福无常，情感真挚，风格沉郁。
  2. 汉武帝至东汉中期：大赋（体物大赋）阶段
     此阶段为汉赋鼎盛期，受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好大喜功的时代背景影响，赋作篇幅宏大，题材以描写帝王游猎、都城盛况为主，风格 “铺张扬厉、辞藻华丽”，注重对事物的细致刻画。代表作家及作品：
     •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诸侯、天子游猎为题材，极尽铺陈之能事，描写山川、物产、歌舞等，展现大汉气象；
     • 扬雄《甘泉赋》《羽猎赋》：模仿司马相如但更显典雅，借描写帝王祭祀、游猎，暗含对帝王奢靡的委婉劝谏；
     • 班固《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对比长安与洛阳的盛况，主张 “崇俭抑奢”，开创 “京都赋” 题材。
  3. 东汉后期：抒情小赋阶段
     此阶段社会动荡，文人心态转变，赋作篇幅缩短，题材转向日常生活与个人情感，风格清新自然，摆脱大赋的铺陈堆砌。代表作家及作品：张衡《归田赋》，以 “归田” 为主题，描写田园生活的闲适，表达对官场的厌倦，语言简洁，情感真挚，是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赵壹《刺世疾邪赋》则直接批判社会黑暗，风格尖锐泼辣。
• 解析：汉赋的发展历程与汉代社会变迁紧密相关 —— 汉初的骚体赋对应王朝初创期的内敛，大赋对应鼎盛期的张扬，抒情小赋则对应衰亡期的反思，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的深度关联。

3. 试析刘禹锡诗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的本义和引申义

• 答案：该诗句出自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诗人被贬二十余年后归京时所作，本义与引申义均蕴含深刻哲理，具体如下：
  1. 本义：对自身境遇与世事变迁的写实感慨
     从字面看，“沉舟”“病树” 是诗人对自身遭遇的比喻 —— 诗人因 “永贞革新” 失败被贬多年，如同 “沉舟” 搁浅、“病树” 枯萎，象征个人政治理想的受挫与人生的困顿；“千帆过”“万木春” 则描写眼前实景：江面上千帆竞发，岸边万木逢春，象征时光流逝中，世事仍在向前发展，新的事物不断涌现，与自身的 “停滞” 形成鲜明对比，暗含对岁月变迁的感慨。
  2. 引申义：对事物发展规律与人生态度的哲理思考
     诗句超越个人境遇，上升到对普遍规律的总结：“沉舟”“病树” 代表旧事物的衰落，“千帆”“万木” 代表新事物的兴起，体现 “旧事物必然被新事物取代” 的发展规律；同时，诗人并未因 “沉舟”“病树” 的境遇消沉，反而以 “千帆过”“万木春” 的壮阔景象传递出 “豁达乐观、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 —— 即使个人遭遇挫折，仍需正视世事发展，保持对未来的希望，这一引申义使诗句具有超越时代的感染力。
• 解析：该诗句的妙处在于 “以小见大”，将个人的具体遭遇与普遍的哲理相结合，既有写实的真切，又有哲理的深刻，成为唐诗中 “情景理交融” 的典范，也体现了刘禹锡 “豪放豁达” 的诗歌风格。

4. 陆游诗与辛弃疾词在情感意蕴上有哪些相通之处？

• 答案：陆游（南宋诗人）与辛弃疾（南宋词人）均为南宋前期的爱国文人，虽文体不同，但作品的情感意蕴高度相通，核心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收复中原的壮志
     两人均亲历南宋与金的战乱，收复中原、报国杀敌是其作品的核心主题。陆游诗中，《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直接抒发年轻时北望中原、渴望报国的豪情，《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则以遗嘱形式表达对收复中原的执念；辛弃疾词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描绘沙场杀敌的梦境，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则借怀古抒发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的报国焦虑，两人作品均充满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2. 壮志难酬的悲愤与抑郁
     南宋朝廷 “主和派” 掌权，两人的爱国抱负均无法实现，作品中充满对自身境遇的悲愤。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感叹自己虽以 “塞上长城” 自许，却只能空老一生，壮志未酬；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通过 “看吴钩”“拍栏杆” 的动作，抒发无人理解的报国悲愤，两人均以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传递出深沉的抑郁之情。
  3. 对民生疾苦与社会现实的关注
     两人并非仅关注 “宏大叙事”，也将目光投向民间疾苦，体现文人的社会责任感。陆游诗中，《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描写农民的淳朴生活，《时雨》“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关注农事，体现对百姓生活的关切；辛弃疾词中，《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描绘农村的宁静生活，《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则写初春农事场景，两人作品均在爱国情怀之外，融入对民生的温情关注。
• 解析：两人情感意蕴的相通，源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南宋偏安、中原沦陷）与相似的人生境遇（报国无门），其作品共同构成南宋前期 “爱国文学” 的主流，成为后世文人抒发爱国情感的重要典范。

5. 略说《水浒传》的结构艺术

• 答案：《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其结构艺术极具特色，以 “串联式结构” 为主，兼具整体性与灵活性，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
  1. “百川归海” 的整体结构：从 “个人英雄” 到 “集体聚义”
     小说前半部分采用 “列传式” 写法，分别讲述林冲、武松、鲁智深、宋江等核心人物的个人经历（如林冲 “风雪山神庙”、武松 “景阳冈打虎”），每个人物的故事相对独立，却通过 “梁山” 这一核心目标串联 —— 人物因不同原因（被逼无奈、主动投奔）逐步聚集梁山，最终形成 “一百单八将” 聚义的局面，如同 “百川汇流”，从分散的个人故事汇聚为集体叙事，既展现人物的独特性，又构建起梁山起义的整体脉络。
  2. “线索交织” 的中层结构：以 “宋江” 为核心，多线索并行
     小说以宋江为核心线索人物，其经历贯穿全书 —— 从 “怒杀阎婆惜” 逃亡，到 “三打祝家庄” 树立威信，再到 “接受招安”，宋江的命运推动情节发展；同时，小说还穿插其他人物线索（如李逵、吴用、卢俊义）与事件线索（如征讨方腊、田虎），线索之间相互交织（如宋江的决策影响其他人物的行动，其他人物的故事丰富宋江的形象），使情节既紧凑又富有层次，避免单一叙事的单调。
  3. “详略得当” 的局部结构：重点突出，主次分明
     小说对不同人物、事件的描写详略差异显著，核心人物（如林冲、武松、宋江）的故事详细展开，通过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如林冲的 “隐忍”、武松的 “刚猛”）；次要人物（如部分地煞星）的故事则简略交代，仅通过关键事件（如 “时迁盗甲”）展现其特点；重要事件（如 “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描写细致，情节曲折，次要事件（如日常聚义场景）则简略带过，既保证核心内容的丰满，又避免冗余，使整体节奏张弛有度。
• 解析：《水浒传》的结构艺术既适应了 “英雄群像” 的塑造需求（通过独立故事展现人物个性），又保证了 “起义叙事” 的整体性（通过梁山聚义串联），对后世英雄传奇小说（如《说岳全传》）的结构设计影响深远。

三、论述（每题 20 分，共 40 分）

1. 柳宗元倡言 “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周敦颐强调 “文所以载道”（《通书・文辞》）。试以此为据，结合唐、宋古文家对 “道” 的内涵的不同解说，扼要说明中唐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在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两方面的区别及联系。

• 答案：中唐古文运动（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以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为代表）均以 “文与道的关系” 为核心理论命题，但因时代背景与文人诉求不同，对 “道” 的内涵解读、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均存在差异，同时又存在传承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对 “道” 的内涵的不同解说：从 “儒家之道” 到 “义理之道”

1. 中唐古文运动：“道” 指 “孔孟原始儒家之道”，侧重 “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

   中唐时期，佛教、道教盛行，儒家思想式微，文风上骈文浮华空洞，脱离现实。韩愈、柳宗元提出 “文以明道”，其 “道” 的核心是回归孔孟儒家的原始教义，强调 “仁义道德” 与 “民本思想”—— 韩愈在《原道》中明确 “唯斯道也，可以救世易俗”，主张以儒家之道反对佛道的 “无父无君”，同时批判骈文 “唯务雕虫，专事藻绘”；柳宗元的 “道” 更具现实关怀，在《封建论》《捕蛇者说》中，将 “道” 与 “民生疾苦”“政治治理” 结合，认为 “道” 应体现对百姓的关怀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2.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道” 指 “儒家义理之道”，侧重 “内在心性与经世致用”

   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复兴（理学萌芽），文人更注重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释，而非单纯回归原始教义。周敦颐 “文所以载道” 的 “道”，已融入理学 “心性义理” 的内涵 —— 强调 “道” 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经世致用的结合；欧阳修的 “道” 更贴近 “日常生活与政治实践”，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提出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认为 “道” 不必局限于孔孟教条，可从现实生活与政治事务中提炼；王安石则将 “道” 与 “变法革新” 结合，主张 “文以适用为本”，认为 “道” 应服务于社会改革，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

二、理论主张的区别与联系

（一）区别：从 “破立并重” 到 “体系化建构”

1. 中唐古文运动：以 “破骈文、立古文” 为核心，理论侧重 “形式革新与道的传播”

   中唐古文家的首要目标是反对骈文的形式主义，主张用 “古文”（先秦两汉的散体文）作为 “明道” 的工具。韩愈提出 “唯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强调语言的创新与质朴；柳宗元则更注重 “文” 与 “道” 的统一，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 “文者以明道”，认为 “文” 是 “道” 的载体，无 “道” 则 “文” 无意义，但也反对 “重道轻文”，主张 “文有二道”（辞令与文章），需兼顾内容与文采。此时的理论更侧重 “破”（批判骈文）与 “立”（确立古文地位），尚未形成体系化的 “道论”。
2.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以 “明义理、重实用” 为核心，理论侧重 “道的内涵深化与文道融合”

   北宋诗文革新家已无需过多批判骈文（中唐后骈文已衰落），而是聚焦 “道” 的内涵深化与 “文道关系” 的体系化。周敦颐 “文所以载道” 将 “文” 完全定位为 “道” 的载体，强调 “道” 是根本，“文” 是手段；欧阳修则平衡 “文” 与 “道”，在《六一诗话》中主张 “诗穷而后工”，认为 “道” 的内涵可从个人经历与现实感悟中提炼，“文” 的艺术性也应得到重视；王安石、曾巩则更强调 “道的实用性”，反对 “空言明道”，主张 “文以适用为本”，认为 “道” 必须能解决现实问题（如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此时的理论更注重 “道” 的内在逻辑（理学义理）与外在实用（经世致用），形成了更体系化的主张。

（二）联系：均以 “文道结合” 为核心，反对形式主义

三、创作实践的区别与联系

（一）区别：从 “现实批判” 到 “义理与实用结合”

1. 中唐古文运动：创作以 “现实批判与个人抒情” 为主，文风 “雄健激愤”

   韩愈的古文多为议论性散文，如《原道》《师说》，以雄辩的语言批判佛道、倡导师道，文风刚健有力；柳宗元的创作更具现实关怀，议论文《封建论》批判分封制、主张郡县制，记叙文《捕蛇者说》揭露苛政对百姓的压迫，寓言《三戒》讽刺社会丑恶，其作品将 “道” 的内涵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情感真挚，批判尖锐。此时的创作更侧重 “用古文表达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的理想”，较少涉及抽象的义理阐释。
2.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创作以 “义理阐释与经世实用” 为主，文风 “平易自然”

   欧阳修的散文《醉翁亭记》《朋党论》，既体现 “与民同乐” 的义理，又语言平易，贴近生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以 “义理” 反驳司马光对变法的质疑，逻辑严密，实用性强；曾巩的《墨池记》借王羲之 “临池学书” 阐述 “勉学” 的义理，文风质朴严谨。此时的创作更注重 “用文学作品阐释儒家义理、服务现实政治”，如王安石的诗文直接为变法服务，欧阳修的诗文则推动文风的 “平易化”，方便 “道” 的传播。同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还扩展了 “文” 的范围，将诗歌、词也纳入 “载道” 的范畴（如欧阳修的词虽仍有艳情之作，但部分作品已融入家国情怀），而中唐古文运动主要聚焦散文。

（二）联系：均以 “质朴文风” 为创作基调，注重内容的真实性

四、总结：传承中的发展

2. 从唐人元稹的《莺莺传》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无论是审美取向还是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均发生了质的飞跃，试结合两者赖以产生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文人心理特征，具体说明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超越。

• 答案：元稹《莺莺传》（唐代传奇）与王实甫《西厢记》（元代杂剧）均以 “张生（张君瑞）与崔莺莺的爱情” 为核心题材，但因唐代与元代的思想文化氛围、文人心理特征不同，两部作品在审美取向、故事结构、人物形象上呈现 “从悲剧到喜剧、从写实到理想化、从被动到主动” 的质的飞跃，《西厢记》在继承《莺莺传》核心情节的基础上，实现了多维度的超越，具体分析如下：

一、思想文化氛围与文人心理特征的差异：从 “儒释道融合下的理性压抑” 到 “理学松动下的人性解放”

1. 唐代（《莺莺传》）：儒释道融合，科举制度下文人的 “理性压抑”

   唐代虽文化开放，但儒家伦理（尤其是婚姻制度中的 “门当户对”）仍占主导，科举制度成为文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途径。元稹作为中唐文人，其人生理想是通过科举入仕、实现政治抱负，爱情在其人生排序中处于次要地位。同时，唐代传奇虽 “始有意为小说”，但仍带有 “史传” 的写实色彩，文人创作多反映现实中的矛盾（如爱情与仕途的冲突），而非追求理想化的结局。这种背景下，《莺莺传》的文人心理特征是 “理性压倒情感”—— 文人在 “个人情感” 与 “仕途理想” 的冲突中，选择牺牲爱情以符合儒家伦理与仕途需求。
2. 元代（《西厢记》）：理学松动，士人失志下的 “人性解放诉求”

   元代取消科举制度（前期近百年），士人失去传统仕途通道，从 “统治阶层边缘” 沦为 “社会中下层”，其思想文化心态发生转变：一方面，对儒家伦理的僵化部分（如 “门当户对”“父母之命”）产生质疑；另一方面，更关注个人情感与人性需求，戏曲（杂剧）成为士人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重要载体。同时，元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审美取向更倾向 “大团圆” 结局与 “反传统” 的情感表达。这种背景下，《西厢记》的文人心理特征是 “情感超越理性”—— 通过理想化的爱情故事，表达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与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寄托士人失志后的精神慰藉。

二、继承：核心情节与人物关系的延续

1. 核心情节继承：均以 “张生偶遇莺莺 — 通过书信 / 琴声传情 — 突破礼教相恋 — 最终面临分离 / 结合” 为基本脉络，如《莺莺传》中张生 “游于蒲” 偶遇莺莺，通过 “《会真诗》” 传情；《西厢记》中张生 “赴京赶考” 途经普救寺偶遇莺莺，通过 “琴挑” 传情，核心情节框架一致。
2. 人物关系继承：均设定 “书生（张生）— 贵族小姐（崔莺莺）— 侍女（红娘）— 家长（崔母）” 的核心人物关系，且人物的初始定位相似 —— 张生痴情，莺莺娇羞，红娘机灵，崔母保守，为后续人物形象的发展提供基础。

三、超越：审美取向、故事结构、人物形象的质的飞跃

（一）审美取向：从 “悲剧写实” 到 “喜剧理想化”

1. 《莺莺传》：悲剧写实，体现 “理性压抑情感” 的审美

   作品以张生 “始乱终弃” 结尾 —— 张生为追求仕途，以 “莺莺妖物，必害人” 为由抛弃莺莺，莺莺最终 “嫁于他人”，张生 “亦有所娶”，两人彻底分离。这种结局是唐代文人 “仕途优先于爱情” 的现实写照，反映了爱情在封建伦理与仕途理想面前的脆弱，审美上偏向 “悲剧性” 与 “写实性”，传递出 “人生无奈” 的感慨，无任何理想化的救赎。
2. 《西厢记》：喜剧理想化，体现 “情感超越礼教” 的审美

   作品改编为 “大团圆” 结局 —— 张生虽赴京赶考，但最终 “状元及第”，归来后在杜确（白马将军）的帮助下，迫使崔母承认婚事，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实现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的理想。这种结局突破唐代的写实传统，融入元代市民文化的 “喜剧审美” 与士人对 “人性解放” 的诉求，将爱情从 “悲剧牺牲品” 提升为 “超越礼教的胜利品”，审美上更具感染力与理想化色彩，传递出对自由爱情的歌颂。

（二）故事结构：从 “单线短篇” 到 “双线长篇”，冲突更复杂

1. 《莺莺传》：单线短篇，冲突简单，聚焦 “个人情感”

   作品为短篇传奇（约 3000 字），情节以 “张生与莺莺的情感变化” 为唯一线索，冲突仅集中于 “张生的内心矛盾（爱与不爱）” 与 “莺莺的被动接受”，无其他次要情节与冲突，结构简单，更像 “个人情感回忆录”（元稹自叙生平的色彩浓厚），缺乏戏剧的张力。
2. 《西厢记》：双线长篇，冲突复杂，融合 “情感与社会”

   作品为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杂剧，构建 “爱情线” 与 “社会冲突线” 双线结构：
   • 爱情线：张生与莺莺从 “相遇 — 传情 — 私合 — 分离 — 团圆” 的情感发展；
   • 社会冲突线：以崔母为代表的 “封建礼教”（反对自由恋爱、强调门当户对）与以张生、莺莺、红娘为代表的 “自由爱情” 的冲突，同时加入 “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赶考” 等情节，使冲突从 “个人内心” 扩展到 “社会层面”。
     结构上，通过 “折” 的划分（每折一个小高潮），使情节更曲折、节奏更紧凑，戏剧张力显著增强；同时，加入 “红娘巧设妙计”“杜确解围” 等情节，为爱情的胜利提供 “外部助力”，使结局更具合理性。

（三）人物形象：从 “被动软弱” 到 “主动反抗”，个性更鲜明

1. 崔莺莺：从 “被动接受的受害者” 到 “主动追求爱情的反抗者”
   • 《莺莺传》中的莺莺：性格软弱、被动，面对张生的追求 “羞愤不敢应”，被抛弃后 “绝食数日” 却仍 “嫁于他人”，无任何反抗行为，完全屈从于命运与礼教，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形象单薄。
   • 《西厢记》中的莺莺：性格更复杂、主动，虽初始仍有 “娇羞”（如 “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时的犹豫），但逐渐突破礼教束缚 —— 主动与张生私合，面对崔母的逼迫 “以死相抗”，甚至通过红娘传递书信，表达对爱情的坚定追求，形象从 “被动受害者” 转变为 “主动反抗者”，更具人性光辉。
2. 张生：从 “始乱终弃的薄情郎” 到 “痴情专一的理想书生”
   • 《莺莺传》中的张生：自私、薄情，将爱情视为 “艳遇”，为仕途抛弃莺莺后，还以 “莺莺妖物” 为借口自我辩解，体现唐代文人 “理性压倒情感” 的功利性，形象负面。
   • 《西厢记》中的张生：痴情、专一，为莺莺 “放弃赶考”“茶饭不思”，即使赴京后也 “一心只读圣贤书”（只为早日归来），中状元后立即返回，拒绝其他权贵的拉拢，形象从 “薄情郎” 转变为 “理想书生”，成为自由爱情的守护者。
3. 红娘：从 “简单传信的侍女” 到 “反抗礼教的核心推动者”
   • 《莺莺传》中的红娘：仅作为 “传信工具”，无独立性格，戏份极少，对情节发展无关键影响。
   • 《西厢记》中的红娘：成为核心人物，性格机灵、勇敢、正义，主动为张生、莺莺牵线搭桥，面对崔母的责问 “据理力争”（如 “夫人罪得重，先生德得重”），甚至设计 “逼崔母承认婚事”，是 “自由爱情战胜封建礼教” 的关键推动者，形象鲜活，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 “侍女形象” 的典范。
4. 崔母：从 “模糊的背景人物” 到 “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
   • 《莺莺传》中的崔母：形象模糊，仅在 “张生求见”“莺莺出嫁” 时短暂出现，无明确的性格特征，对爱情悲剧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 《西厢记》中的崔母：成为 “封建礼教” 的化身，性格保守、势利，以 “门当户对” 为由反对张生、莺莺相恋，甚至出尔反尔（“兵围普救寺时许婚，事后反悔”），其与张生、莺莺、红娘的冲突成为作品的核心社会冲突，形象更具典型性。

四、总结：从 “现实记录” 到 “理想寄托” 的升华

真题使用建议

1. 聚焦核心考点：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考研真题侧重 “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学运动” 三大模块，释名题考查基础常识（如 “汉赋四大家”“元代四大悲剧”），简答题注重作品分析与发展历程（如《诗经》表现手法、汉赋发展），论述题强调 “文学与时代的关联”（如古文运动与诗文革新的区别、《莺莺传》与《西厢记》的比较），考生需结合考博信息网的高分答案详解，针对性巩固高频考点，尤其关注 “唐宋文学” 这一重点时段。
2. 强化 “时代 — 文学” 关联思维：真题论述题多次要求结合 “思想文化氛围”“文人心理” 分析作品，考生需积累各朝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如唐代科举、元代科举取消），练习 “时代背景 — 文学特征 — 作品表现” 的答题逻辑，避免仅堆砌文学知识而忽略时代关联。
3. 模拟实战训练：按照考试时间（3 小时）完成整套真题，训练答题速度与时间分配，尤其注意论述题的篇幅与结构 —— 需先总述观点，再分点展开（结合具体作品例证），最后总结升华，确保逻辑清晰、例证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