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厦门大学 352 海洋管理概论考研真题样题

一、概念题（30%）

1. 海洋权益

1. 权利维度：涵盖主权性权利（如内水、领海的主权，毗连区的管制权，专属经济区的资源勘探开发权）、管辖权（如海洋环境监管权、海上执法权）及国际合作权益（如公海自由航行权、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权），其依据主要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各国国内海洋法规（如我国《海洋法公约》实施条例）。
2. 利益维度：包括经济利益（如海洋渔业、油气、矿产等资源开发收益）、安全利益（如海上国防、航行安全保障）、生态利益（如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带来的生态服务价值），是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目标载体。
3. 特征：具有法定性（需通过法律明确界定）、排他性（主权性权利具有独占性）、动态性（随国际海洋法发展与国家海洋战略调整而变化），例如我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海洋权益，既基于历史管辖事实，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权权利规定。

2. 海洋综合管理

1. 管理理念：以 “海洋系统整体性” 为核心，摒弃传统 “分领域管理”（如渔业、环保、交通各自为政）的局限，强调海洋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例如在海湾管理中，同步统筹渔业养殖、港口建设与污染防治，避免单一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
2. 管理手段：综合运用多种工具 —— 法律手段（如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行政手段（如海洋功能区划审批）、经济手段（如海洋生态补偿基金、资源税）、技术手段（如海洋环境监测卫星、大数据监管平台），形成 “多管齐下” 的管理体系。
3. 管理目标：实现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稳定、权益有效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多重目标，例如我国推行的 “湾长制”“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均是海洋综合管理的实践体现。

3. 海洋环境管理

1. 管理内容：涵盖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如陆源污染管控、海上油气泄漏应急、船舶排污监管）、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如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保护，海洋生态廊道建设）、海洋环境风险防控（如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预警，海洋放射性污染监测）三大领域。
2. 核心手段：包括规划管控（如制定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明确不同海域的环境质量标准）、监管执法（如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对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治理修复（如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开展入海河流综合治理）、科技支撑（如研发海洋污染物降解技术、建立海洋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3. 法律依据：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MARPOL）及各国国内法（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为核心，确保管理活动的合法性与规范性。

4. 海洋自然保护区

1. 核心分类：按保护对象可分为 —— 生物物种保护区（如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生态系统保护区（如红树林保护区、珊瑚礁保护区）、自然遗迹保护区（如海底火山口、古海洋遗迹保护区），我国目前已建立各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200 余个（如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2. 管理模式：实行 “分区管控”，通常划分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开发活动，仅允许科研监测）、缓冲区（限制开发，允许适度科研与教学活动）、实验区（可开展生态友好型活动，如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确保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
3. 核心功能：包括生态保护（维持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科研监测（为海洋生态研究提供天然实验室）、科普教育（提升公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是实现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手段。

5. 海洋执法

1. 执法主体：通常为专门的海洋执法机构（如我国的中国海警局），部分国家由多部门联合执法（如渔业部门负责渔业执法、环保部门负责环境执法），执法活动需遵循 “法定权限” 与 “程序正当” 原则，避免越权执法。
2. 执法范围：涵盖资源保护执法（如查处非法捕捞、无证采矿）、环境执法（如查处陆源排污超标、船舶非法倾倒）、权益维护执法（如管辖海域巡航、驱离非法入侵船舶）、安全执法（如查处海上走私、非法出入境）四大领域。
3. 执法手段：包括巡航检查（海上日常巡逻）、现场取证（如扣押违法船舶、采集污染样品）、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联合行动（如与公安、海关协同打击海上犯罪），部分情况下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如扣留违法人员），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6. 海洋政策

1. 核心分类：按层级可分为 —— 国家海洋战略（如我国《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十四五” 规划》）、专项政策（如海洋生态保护政策、渔业资源养护政策）、区域政策（如海岸带开发保护政策、海岛保护政策）；按性质可分为强制性政策（如海洋环境标准、禁渔期规定）与引导性政策（如海洋产业扶持补贴、国际海洋合作倡议）。
2. 制定依据：以国家发展战略（如 “海洋强国” 战略）、国际法（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国内实际需求（如海洋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现状）为基础，需兼顾 “发展” 与 “保护”、“主权” 与 “合作” 的平衡。
3. 实施路径：通过配套法规（如政策实施细则）、行政手段（如目标考核）、经济工具（如补贴、税收优惠）推动落地，例如我国 “蓝色海湾” 整治行动政策，通过中央财政补贴，引导地方开展海湾生态修复，就是海洋政策的典型实践。

二、简答题（40%）

1. 简述海洋权益管理的基本任务。

（1）海洋权益的法定界定与规划

1. 依据国际法与国内法，明确管辖海域的权益范围，如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边界划分，确保权益 “有法可依”，例如我国通过《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明确了各海域的主权与管辖权范围。
2. 结合国家海洋战略，制定海洋权益开发与保护规划，如专属经济区的资源勘探开发规划、公海渔业合作规划，确保权益利用 “有序推进”，避免无序开发导致的权益冲突。

（2）海洋权益的日常维护与执法

1. 开展管辖海域的巡航执法，打击侵犯海洋权益的行为，如非法入侵领海、无证开采海洋资源、破坏海洋生态等，维护海域正常秩序，我国海警局的日常海上巡逻执法即为此任务的核心载体。
2. 应对海洋权益争端，通过外交协商、法律途径（如国际仲裁）、军事威慑等手段，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域划界、资源分配等争议，例如我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的 “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就是通过外交协调维护权益的典型实践。

（3）海洋权益的跨部门与国际协调

1. 统筹国内多部门权益管理职责，避免 “多头管理” 导致的效率低下，如协调渔业、环保、交通、国防等部门在海洋资源开发、环境监管、航行安全等领域的权益分配，确保管理协同。
2. 参与国际海洋事务与合作，推动国际海洋法完善，维护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国家权益，如我国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工作，争取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权益；加入《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保障国际航行中的海洋权益。

（4）海洋权益的安全与应急保障

1. 构建海洋安全保障体系，防范海上安全威胁（如海盗、恐怖主义、外国军事挑衅），保障海上贸易通道安全与能源运输安全，例如我国海军的亚丁湾护航行动，就是维护国际航行权益的重要保障。
2. 建立海洋权益应急响应机制，应对突发权益冲突（如海上油气平台纠纷、渔船扣押事件）与生态灾害（如赤潮、油污泄漏对资源权益的损害），快速恢复权益正常行使，减少损失。

2.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有哪些？

（1）红树林生态系统

• 分布：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潮间带（如我国广东、福建、海南沿海），依赖周期性潮汐环境，能适应高盐、缺氧的泥质滩涂环境。
• 核心功能：具有 “海岸卫士” 作用，能抵御台风、风暴潮对海岸的侵蚀；为鱼类、虾类、鸟类提供栖息地与繁殖场，维持近岸生物多样性；通过根系固碳与净化海水，具有极高的生态服务价值（如固碳能力是热带雨林的 2-3 倍）。

（2）珊瑚礁生态系统

• 分布：集中于热带、亚热带浅海（水深通常＜20 米），如我国南海诸岛、澳大利亚大堡礁，依赖清澈、温暖（水温 20-28℃）的海水环境。
• 核心功能：被誉为 “海洋热带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支持约 25% 的海洋物种）；为沿海地区提供旅游资源与渔业资源，同时通过礁体结构减缓海浪冲击，保护海岸安全。

（3）河口生态系统

• 分布：河流入海口区域（如我国长江口、珠江口），是淡水与海水交汇的过渡带，盐度、温度、水文条件变化剧烈。
• 核心功能：是 “海陆物质交换的枢纽”，承接陆源营养物质，支撑丰富的浮游生物与底栖生物，形成重要的渔场（如长江口渔场）；同时具有净化陆源污染物的作用，是海洋生态的 “第一道防线”。

（4）海草床生态系统

• 分布：温带、亚热带浅海（如我国山东半岛、广西沿海），多生长于潮下带泥质或沙质海底，依赖充足光照与温和水流。
• 核心功能：为海龟、海牛、鱼类等提供觅食与繁殖场所；通过根系固定海底沉积物，防止海底侵蚀；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是重要的 “蓝碳” 库，对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5）上升流生态系统

• 分布：主要集中于大陆架边缘或洋流交汇区（如我国浙江舟山外海、秘鲁沿岸），因深层海水上涌，带来丰富的营养盐。
• 核心功能：营养盐促进浮游植物大量繁殖，形成 “浮游生物 - 鱼类” 的完整食物链，是全球重要的渔场（如秘鲁渔场），支撑高强度的渔业生产；同时影响局部海域的水文与气候，对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具有关键作用。

（6）极地海洋生态系统

• 分布：南极、北极海域（如南极半岛周边、北极白令海），环境极端（低温、高盐、极昼极夜），生物适应性独特。
• 核心功能：支撑独特的生物群落（如南极磷虾、北极熊、北极狐），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气候具有 “调节作用”（如极地冰盖反射太阳辐射，影响全球温度平衡），同时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

3. 当代海洋环境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1）海洋污染问题：多来源、广覆盖，治理难度大

1. 陆源污染（最主要来源）：通过河流、地下水、沿岸排污口进入海洋，包括工业废水（含重金属、有机物）、农业面源污染（化肥、农药流失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生活污水（含洗涤剂、微生物），例如我国长江口、珠江口因陆源污染，曾多次发生赤潮灾害，严重破坏近岸生态。
2. 海上污染源：包括船舶排污（含油类、生活污水、垃圾）、海上油气开发泄漏（如深海钻井平台溢油，对局部海域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如 2010 年美国墨西哥湾溢油事件）、海洋倾废（非法倾倒工业废渣、疏浚物），以及塑料污染（微塑料通过洋流扩散至全球海域，进入海洋食物链，威胁生物与人类健康）。
3. 大气沉降污染：大气中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重金属颗粒）通过降雨、干沉降进入海洋，加剧海洋酸化与富营养化，例如全球海洋酸化率的提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密切相关。

（2）海洋生态破坏问题：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功能退化

1. 典型生态系统退化：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关键生态系统因围填海、过度捕捞、污染等因素，面积大幅缩减 —— 我国红树林面积较 20 世纪 50 年代减少约 50%，珊瑚礁覆盖率在南海部分海域下降至不足 10%，导致海洋生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锐减。
2. 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因高强度捕捞（如底拖网、非法渔具）、未实施科学养护，全球约 30% 的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如我国东海带鱼、小黄鱼资源曾因过度捕捞导致产量骤降），部分物种（如中华白海豚、江豚）濒临灭绝，破坏海洋食物链平衡。
3. 外来物种入侵：通过船舶压载水、水产养殖引种等途径，外来物种（如大米草、食人鲳）在局部海域泛滥，挤占本土物种生存空间，例如大米草在我国福建、浙江沿海蔓延，导致滩涂生态系统退化，影响贝类养殖。

（3）气候变化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全球性、长期性影响

1. 海平面上升：因全球变暖导致极地冰盖融化、海水热膨胀，全球海平面年均上升约 3.7 毫米，对沿海低地、海岛国家（如马尔代夫）构成生存威胁，同时加剧海岸侵蚀与海水倒灌，破坏沿海生态与人类聚居地。
2. 海洋酸化：大气中二氧化碳大量溶解于海水，导致海水 pH 值下降（目前全球表层海水 pH 值较工业革命前下降约 0.12），抑制贝类、珊瑚等生物的钙化过程，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同时影响浮游生物光合作用，威胁海洋食物链基础。
3. 极端海洋灾害频发：气候变化导致台风、风暴潮、厄尔尼诺 / 拉尼娜现象等极端事件强度与频率增加，例如我国东南沿海近年台风登陆时伴随的风暴潮，多次造成沿海地区洪涝灾害与生态破坏；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东太平洋海域水温异常升高，引发秘鲁渔场鱼类大量死亡。

4. 试述海洋执法与普通司法的区别。

核心差异总结

1. 职能定位不同：海洋执法是 “前端行政管控”，侧重预防与及时纠正海洋行政违法，维护日常海洋秩序；普通司法是 “后端纠纷解决与制裁”，侧重对严重违法（如海洋污染刑事犯罪）的定罪量刑，及海洋民事纠纷（如海上运输合同纠纷）的最终裁决。
2. 权力性质不同：海洋执法权属于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可主动巡查、处罚）；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不告不理”，需当事人提起诉讼或检察院提起公诉）与独立性（不受行政干预）。
3. 实践衔接：二者存在互补 —— 海洋执法中发现的严重刑事违法（如重大海洋油污事故涉嫌犯罪），需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司法裁判结果（如责令污染企业赔偿），需海洋执法机构协助执行，共同构成海洋治理的 “执法 - 司法” 完整链条。

5. 影响国家海洋管理体制的基本因素有哪些？

（1）自然地理与海洋资源禀赋

1. 海域范围与地理特征：管辖海域广阔、海岸线漫长的国家（如我国、美国），需设置层级更多、分工更细的管理机构（如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而海域狭窄、海岛少的国家（如瑞士 <内陆国>、比利时），海洋管理机构相对精简，多集中于沿海地区管理。
2. 海洋资源类型与分布：海洋资源丰富（如油气、渔业、矿产资源集中）的国家，需设置专门机构负责资源开发与监管（如挪威的石油与能源部下设海洋油气管理局）；资源单一的国家，管理职能可并入综合部门，减少机构冗余。

（2）国家经济发展需求与海洋战略

1. 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海洋经济占比高（如我国海洋经济占 GDP 约 10%）的国家，需强化海洋管理体制的 “经济导向”，设置专门机构推动海洋产业发展（如我国自然资源部下设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占比低的国家，管理体制更侧重生态保护与安全管控。
2. 国家海洋战略目标：推行 “海洋强国” 战略的国家（如我国、美国），海洋管理体制需兼顾 “资源开发、权益维护、国防安全” 多重目标，机构设置更综合（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统筹海洋科研、环境、渔业管理）；以 “海洋生态保护” 为核心战略的国家（如冰岛、新西兰），管理体制侧重生态监管，机构权责更聚焦环保领域。

（3）政治体制与行政管理制度

1.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单一制国家（如我国）通常实行 “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负责” 的海洋管理体制，中央机构（如自然资源部）统筹全国海洋管理，地方机构（如省海洋局）负责辖区具体事务；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实行 “联邦与州分权”，联邦机构（NOAA）与州机构（如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在海洋管理中分工协作，各自享有法定权责。
2. 行政改革趋势：“大部制” 改革背景下，国家倾向于整合分散的海洋管理职能，组建综合管理机构（如我国 2018 年机构改革中，将原国家海洋局的职责并入自然资源部，避免部门分割）；而行政分权改革则可能推动地方海洋管理权限扩大，提升管理灵活性。

（4）法律体系与法治水平

1. 海洋法律的完善程度：海洋法律体系健全（如具有专门的《海洋基本法》《海洋管理体制法》）的国家，能明确界定各管理机构的权责，避免职能交叉；法律不完善的国家，易出现 “多头管理”“权责不清” 的问题，影响管理效率。
2. 法治执行力度：法治水平高的国家，海洋管理体制运行更规范，机构权责受法律严格约束，避免权力滥用；法治水平低的国家，易出现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导致管理体制流于形式。

（5）国际海洋环境与国际合作需求

1. 周边海洋环境与权益争端：周边海域争端多（如我国面临南海、东海权益争议）的国家，需强化海洋管理体制的 “权益维护” 职能，设置专门海上执法与外交协调机构（如我国海警局、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周边海域稳定、无争端的国家，管理体制更侧重生态与经济管理。
2. 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度：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如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修订、国际海底资源开发）的国家，需在海洋管理体制中设置国际合作部门（如我国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统筹国际合作事务；参与度低的国家，管理体制可更聚焦国内海洋事务，减少国际合作相关机构设置。

三、问答题（80%）

1. 某省拟建立 xx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请你提出这项工作的工作程序。（25%）

阶段一：前期准备阶段（奠定科学与社会基础）

1. 开展资源调查与评估（1-3 个月）
   • 组织生态、海洋、林业等领域专家，对拟保护区的红树林面积、物种组成（如红树种类、依赖红树林的鸟类 / 鱼类）、生态功能（如海岸防护、固碳能力）、周边人类活动（如养殖、旅游、工业）进行实地调查，形成《红树林资源调查报告》。
   • 评估保护区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红树林面临的威胁（如围填海、污染），论证保护区建立对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影响，明确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对象与保护目标（如 “保护珍稀红树物种，维护海岸生态安全”）。
2. 划定保护区范围与功能分区（1-2 个月）
   • 基于资源调查结果，结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划定保护区边界（明确经纬度范围，设立界碑、界桩），确保涵盖红树林核心分布区及周边缓冲区域。
   • 实行 “三区划分”：
     • 核心区：红树林最集中、生态最敏感的区域，禁止任何开发活动，仅允许科研监测；
     • 缓冲区：核心区外围，限制开发，允许科研、教学实习活动；
     • 实验区：缓冲区外围，可开展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等生态友好型活动，实现 “保护与适度利用平衡”。
3. 开展公众参与与意见征集（1 个月）
   • 通过政府官网、地方媒体（如报纸、电视）发布保护区建立的公示，明确建立目的、范围、影响；
   • 组织座谈会，邀请周边居民、渔民、企业代表参与，听取其对保护区建立的意见（如渔民担心养殖权受影响），并提出补偿与安置方案（如生态补偿基金、转产培训），减少社会矛盾。

阶段二：申报审批阶段（确保法定程序合规）

4. 编制保护区总体规划（2-3 个月）
   • 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编制《xx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内容包括：保护区概况、保护目标、功能分区、管理机构设置、保护措施（如污染防控、病虫害防治）、科研监测计划、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 总体规划需征求省级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等部门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5. 地方政府初审（1 个月）
   • 由拟保护区所在的市级政府组织初审，审查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合规性（如是否符合省级海洋生态保护规划），形成《初审意见》，若通过则上报省级政府。
6. 省级部门联合评审（1-2 个月）
   • 省级自然资源厅（牵头）联合生态环境厅、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组织专家对总体规划进行评审，重点审查保护范围合理性、保护措施可行性、资金保障能力，形成《评审意见》。
7. 省级政府审批与备案（1 个月）
   • 省级政府根据初审与评审意见，召开常务会议审议，若通过则正式批准建立 “xx 省 xx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明确保护区级别（省级）与管理主体；
   • 将保护区建立文件与总体规划报国家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备案，接受国家级监督。

阶段三：建设运营阶段（实现长期有效管理）

8. 组建管理机构与配备人员（1-2 个月）
   • 成立保护区管理局（通常为事业单位，隶属于省级自然资源部门），明确职责（如巡护、监测、执法）；
   • 配备专业人员（生态监测员、执法人员、科研人员），开展岗前培训（如红树林保护技术、执法程序）。
9.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3-6 个月）
   • 建设必要设施：巡护道路、监测站点（如水质监测站、鸟类观测台）、宣教中心（用于科普教育）、界碑界桩与警示标识；
   • 配备执法设备（如巡护船、无人机、执法记录仪），提升日常管理与应急能力。
10. 制定管理制度与开展常态化管理
    • 出台《保护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行为（如非法砍伐红树林、排污）、许可程序（如科研活动审批）；
    • 开展日常巡护（每周至少 2 次）、生态监测（每月水质、植被监测，每年物种调查）、执法检查（打击非法捕捞、破坏红树林行为）；
    • 定期评估保护区管理效果（每 3 年一次），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总体规划与保护措施，确保保护目标实现。

2. 请从资源和环境相结合的角度讨论海洋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问题。（30%）

（一）当前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中资源与环境的矛盾问题

1. 过度捕捞导致资源枯竭与生态链断裂
   • 高强度捕捞（如底拖网、定置网）不仅导致目标物种（如带鱼、小黄鱼）资源量骤降，还破坏非目标物种（如幼鱼、海龟）与海底栖息地（如珊瑚礁、海草床），导致海洋生态链失衡 —— 例如我国东海曾因过度捕捞，带鱼资源量较 20 世纪 80 年代下降约 70%，同时底栖生物多样性减少 50%。
2. 渔业生产污染加剧海洋环境压力
   • 水产养殖中过量投放饵料与药物（如抗生素），导致海水富营养化与药物残留，引发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
   • 渔船排污（含油类、生活污水）与渔获加工废弃物（如鱼鳞、内脏）直接排放，污染近岸海域，进一步恶化渔业资源生存环境。
3. 开发与保护规划脱节
   • 渔业资源开发规划未充分考虑海洋环境承载力（如在红树林保护区周边过度发展养殖），导致 “开发超出环境容量”，形成 “资源枯竭 - 环境恶化 - 开发效率下降” 的恶性循环。

（二）资源与环境相结合的合理开发核心原则

1. 可持续利用原则：以 “资源再生能力” 为开发上限，确保捕捞量不超过资源补充量（即 “最大可持续产量” MSY），避免资源过度消耗；同时保护渔业资源的生存环境（如产卵场、索饵场），维持资源再生的环境基础。
2. 生态系统整体性原则：将渔业资源开发纳入海洋生态系统整体管理，不仅关注目标物种，还需保护其天敌、 prey（猎物）及栖息地，维护生态链完整 —— 例如开发金枪鱼资源时，需同步保护其饵料（沙丁鱼）与栖息地（上升流海域）。
3. 环境承载力适配原则：渔业开发强度（如养殖规模、捕捞频次）需与海域环境承载力（如水质净化能力、饵料供给能力）匹配，在环境敏感区域（如珊瑚礁、红树林）严格限制或禁止渔业开发，避免环境破坏反哺资源衰退。
4. 利益协调原则：平衡渔民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通过 “开发补偿保护” 机制（如生态补偿、转产扶持），确保渔民在保护中获得合理收益，避免 “为生存过度开发”。

（三）资源与环境协同的合理开发具体路径

1. 实施科学的渔业资源管控措施（资源端调控）
   • 建立 “限额捕捞” 制度：基于资源评估结果，确定各海域、各物种的年度总可捕量（TAC），通过捕捞许可证分配配额，避免无序捕捞；
   • 推行 “禁渔期 / 禁渔区” 制度：在鱼类产卵期（如春季）与产卵场（如河口、海湾）设立禁渔期与禁渔区，保护幼鱼与繁殖群体，例如我国南海伏季休渔制度，有效提升了鱼类资源补充量；
   • 限制破坏性渔具：禁止使用底拖网、炸鱼、毒鱼等破坏资源与环境的渔具，推广选择性渔具（如刺网、钓渔具），减少非目标物种兼捕与栖息地破坏。
2. 推动渔业生产模式绿色转型（环境端保护）
   • 发展生态养殖：推广 “贝 - 藻 - 鱼” 混养模式（如海带 - 扇贝 - 海参混养），利用不同生物的生态互补性（藻类吸收氮磷、贝类滤食浮游生物），减少养殖污染，提升环境容量；
   • 加强养殖环境监管：建立养殖区水质监测网络，对超标排污的养殖场责令整改，推广生态饵料（如植物蛋白替代鱼粉）与绿色药物（如中草药替代抗生素），降低养殖对环境的污染；
   • 规范渔船与渔获加工污染：强制渔船安装油水分离器，禁止生活污水直排；推动渔获加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制作鱼粉、胶原蛋白），减少固体废弃物污染。
3. 构建资源 - 环境协同的空间规划体系（空间端协调）
   • 编制 “海洋渔业资源与环境综合规划”：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划定 “渔业资源核心保护区”（禁止开发）、“生态养殖区”（适度开发）、“开放捕捞区”（科学开发），实现开发与保护的空间分离；
   • 严格管控环境敏感区渔业活动：在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保护区，禁止水产养殖与底拖网捕捞，允许适度开展生态旅游与科研渔业，实现 “保护优先、适度利用”；
   • 推动陆海统筹治理：加强陆源污染管控（如入海河流治理、沿岸排污口整治），改善渔业资源生存的入海环境，从源头减少环境对资源的制约。
4. 强化科技支撑与监管执法（保障端发力）
   • 提升资源与环境监测能力：利用卫星遥感、水下机器人、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渔业资源量与海域环境质量，为开发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完善法律与标准体系：修订《渔业法》，明确资源 - 环境协同开发的法律责任；制定《渔业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规范开发活动的环境要求；
   • 加强执法监督：开展 “护渔行动”，打击非法捕捞、超标排污等行为；建立 “渔业资源 -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破坏资源与环境的企业或个人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形成震慑。
5. 推动渔民参与与国际合作（社会端协同）
   • 引导渔民参与保护：通过渔民合作社组织，开展资源养护培训（如人工鱼礁投放、增殖放流），鼓励渔民举报非法开发行为，将渔民从 “开发主体” 转变为 “保护主体”；
   • 开展国际合作：针对洄游性渔业资源（如金枪鱼、鲭鱼），与周边国家建立资源共享与协同保护机制（如联合巡护、配额分配），避免 “跨境过度开发”，实现全球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我国海洋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有哪些？请对这种海洋执法现状进行评述。（25%）

（一）我国海洋行政执法机构与执法队伍构成

1. 中央层面核心执法机构：中国海警局
   • 隶属关系：2018 年机构改革后，中国海警局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同时接受自然资源部业务指导，是我国海洋行政执法的 “主力军”。
   • 职责范围：负责全国管辖海域的巡航执法，涵盖海洋资源保护（如查处非法采矿、捕捞）、海洋环境监管（如打击海洋污染）、海洋权益维护（如领海巡航、驱离非法入侵船舶）、海上安全执法（如打击海上走私、偷渡）四大领域，拥有海上执法舰艇、直升机等装备，具备全国性、高强度执法能力。
2. 地方层面执法队伍
   • 省级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 “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如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隶属于省级自然资源厅（或农业农村厅），负责辖区内近海海域的日常执法（如近海非法捕捞、养殖污染监管），配合中国海警局开展联合执法。
   • 市级 / 县级执法队伍：市、县设立 “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 大队”，负责辖区内滩涂、河口等近岸海域的执法，如查处滩涂非法养殖、小型渔船违规作业，是基层海洋执法的 “毛细血管”。
3. 相关部门协同执法队伍
   • 生态环境部门：各级生态环境执法支队（如市级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负责海洋环境监管中的陆源污染执法（如沿岸排污口超标排放查处），与海洋执法队伍形成 “陆海统筹” 的污染防控合力。
   • 交通运输部门：海事局（如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负责海上交通安全执法（如船舶航行安全、船舶污染防治），与海警局在船舶污染执法中分工协作（海事局负责船舶日常监管，海警局负责重大污染案件查处）。
   • 海关部门：海关缉私局，负责打击海上走私（如走私成品油、冻品），与海警局在海上缉私行动中联合行动，共享情报与执法资源。

（二）我国海洋执法现状评述：成效与问题并存

1. 主要成效：执法体系逐步完善，海洋秩序显著改善

• 执法权威与能力提升：中国海警局的组建整合了原国家海洋局、农业部等部门的海洋执法职能，解决了 “多头执法、权责交叉” 的问题，海上巡航频次与执法强度大幅提升（如我国南海、东海每年巡航次数超千次），有效打击了非法捕捞、海洋污染等行为，维护了国家海洋权益（如常态化南海岛礁巡航）。
• 基层执法网络覆盖扩大：地方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伍的建设，实现了 “近岸海域执法全覆盖”，针对渔民日常作业中的违规行为（如使用禁用渔具）及时纠正，减少了近岸海洋生态破坏；同时推动 “智慧执法”（如无人机巡查、大数据监管），提升了执法效率。
• 多部门协同机制初步形成：在重大海洋执法行动中（如 “碧海” 专项行动），海警局、生态环境、海事、海关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实现情报共享、联合巡查、案件移送，有效解决了 “单一部门执法能力不足” 的问题，例如在重大海洋油污事故查处中，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污染监测，海警局负责案件调查，海事局负责船舶管控，形成执法闭环。

2. 现存问题：执法协同、基层能力、法律保障仍有短板

• 部门协同仍需深化：尽管建立了联合执法机制，但 “信息壁垒”“权责争议” 仍存在 —— 例如海洋污染案件中，生态环境部门与海警局对 “陆源污染入海后的执法管辖权” 界定不清晰，易出现 “推诿扯皮”；部分地方存在 “重复执法”（如同一海域多部门多次检查），增加渔民与企业负担。
• 基层执法能力薄弱：县级以下执法队伍普遍存在 “人员不足、装备落后” 问题 —— 部分沿海县执法大队仅配备 1-2 艘小型执法船，无法开展远海巡查；执法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如缺乏海洋生态监测、法律专业知识），难以应对复杂执法案件（如海洋污染司法鉴定）。
• 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海洋行政执法法》，执法依据分散于《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等多部法律中，部分条款 “过于原则化”（如 “情节严重” 未明确界定），导致执法标准不统一；同时，海洋执法中的 “强制措施权限”（如船舶扣押、人员扣留）规定模糊，影响执法权威性。
• 执法与司法衔接不畅：海洋执法中发现的刑事违法案件（如重大海洋污染涉嫌犯罪），向司法机关移送时，存在 “证据标准不匹配”（行政调查证据难以满足司法证据要求）、移送程序繁琐等问题，导致部分严重违法案件 “以罚代刑”，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3. 优化建议：推动执法体系向 “协同化、专业化、法治化” 升级

• 完善协同机制：建立 “全国海洋执法联席会议” 制度，由自然资源部牵头，统筹海警局、生态环境、海事等部门执法权责，明确管辖边界；建设 “全国海洋执法信息平台”，实现执法数据共享（如船舶动态、污染监测数据），避免重复执法与监管空白。
• 强化基层能力：加大对县级执法队伍的资金与装备投入（如配备中型执法船、水质监测设备）；开展 “基层执法人员轮训”，重点培训海洋生态知识、执法程序与法律适用，提升专业能力。
• 健全法律保障：加快制定《海洋行政执法条例》，明确执法权限、程序、强制措施与责任追究；统一执法标准（如 “非法捕捞情节严重” 的量化标准），确保全国执法尺度一致。
• 畅通执法 - 司法衔接：建立 “海洋执法与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由检察院提前介入重大执法案件，指导证据收集；设立专门的 “海洋环境法庭”，提升海洋案件司法效率，实现 “执法震慑与司法制裁” 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