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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语言大学2037汉语国际教育综合考试考博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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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是晚唐著名文学理论家、诗人,其诗歌理论集中体现于《二十四诗品》《与李生论诗书》等著作,核心围绕 “意境” 建构,形成了以 “韵味说” 为核心、以 “二十四诗品” 为具体范式的完整理论体系,对中国古典诗歌审美与创作影响深远,具体可概括为以下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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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理论:“韵味说”—— 诗歌审美核心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 “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将 “味” 作为诗歌的最高审美标准。此处的 “味” 并非指文字表面的意义,而是 “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即诗歌语言之外蕴含的含蓄不尽、耐人寻味的审美意蕴。他主张诗歌应追求 “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境界,反对直白浅露的表达,强调通过有限的文字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与体悟。例如,他推崇王维山水诗的 “空寂” 之味,认为其诗歌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虽仅描绘自然景象,却能传递出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正是 “韵味” 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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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载体:《二十四诗品》—— 诗歌风格的审美分类
《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诗歌理论的集中呈现,以四言诗的形式,将诗歌风格划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二十四种类型,每种类型均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描写阐释其审美特质,形成了对诗歌风格的系统分类。其核心价值在于:
- 强调风格的多样性与审美包容性,既肯定 “雄浑”“豪放” 的阳刚之美,也推崇 “冲淡”“飘逸” 的阴柔之韵;
- 将风格与意境结合,每种风格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意境形态,如 “冲淡” 强调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的宁静淡泊,“纤秾” 追求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 的清丽繁盛;
- 为诗人的创作与读者的鉴赏提供了具体的审美参照,使抽象的 “韵味” 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模仿的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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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主张:“思与境偕”—— 意境的生成机制
司空图提出 “思与境偕” 的创作理念,强调诗歌意境的生成需实现 “情” 与 “景”、“主观情思” 与 “客观境象” 的高度融合。他认为,诗人在创作时应沉浸于具体的境象之中,使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相互渗透、浑然一体,才能形成 “意与境浑” 的完美意境。这一主张突破了此前诗歌创作中 “情景分离” 或 “重情轻景” 的局限,明确了意境建构的核心方法,直接影响了宋代严羽 “兴趣说”、清代王士祯 “神韵说” 等后续诗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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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与影响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是对唐诗审美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其 “韵味说” 与 “二十四诗品” 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核心范式:
- 从审美标准上,确立了 “含蓄蕴藉” 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影响了后世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
- 从理论体系上,首次对诗歌风格与意境进行系统分类,完善了古典诗歌理论的框架;
- 从创作实践上,为诗人提供了意境营造的具体路径,成为历代诗人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影响贯穿宋、元、明、清四代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
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领袖,其诗歌理论以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为核心,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与现实意义,形成了系统、务实的理论主张,集中体现于《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等著作,对中唐及后世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核心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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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宗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诗歌的现实使命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的核心主张,将诗歌定位为反映时代、干预现实的工具。此处的 “时” 指时代弊端、社会现实,“事” 指民生疾苦、时政得失。他反对诗歌脱离现实、沉溺于风月闲情的创作倾向,主张诗人应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例如,他的《新乐府》组诗、《秦中吟》等作品,均直接针对当时的苛政、贫富分化、战争苦难等现实问题,践行了 “以诗议政” 的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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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标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诗歌的四维要求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诗歌创作的四项标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其内涵可拆解为:
- “根情”:情感是诗歌的根本,诗歌需以真实、强烈的情感为基础,才能打动人心。此处的情感并非个人闲愁,而是对民生疾苦、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
- “苗言”:语言是诗歌的枝叶,需质朴自然、通俗易懂,避免晦涩雕琢,使普通民众能够理解诗歌的内涵;
- “华声”:声律是诗歌的花朵,需注重韵律和谐、朗朗上口,增强诗歌的传播力;
- “实义”:义理是诗歌的果实,需蕴含明确的现实意义与教化功能,能够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这一标准将诗歌的 “内容(情、义)” 与 “形式(言、声)” 有机结合,且以 “义” 为最终归宿,凸显了其理论的务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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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目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与 “惩恶劝善”—— 诗歌的社会功能
白居易将诗歌的社会功能具体化为两大目标:
- 一是 “救济人病”:反映民众的疾苦,为底层百姓发声,如《卖炭翁》揭露宫市制度对百姓的掠夺,《观刈麦》描绘农民劳作的艰辛与赋税的沉重,使统治者了解民生困境;
- 二是 “裨补时阙”:指出时政的弊端,提出改进建议,如《买花》通过对比贵族的奢靡与百姓的贫困,讽刺社会不公,以期促使统治者改革弊政;
- 三是 “惩恶劝善”:通过诗歌的褒贬功能,弘扬善德、惩戒恶行,实现社会教化的目的。
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主张诗歌应 “辞质而径”(语言质朴直白)、“言直而切”(议论直率恳切)、“事核而实”(内容真实可信)、“体顺而肆”(形式流畅自然),确保诗歌能够被广泛理解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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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诗歌理论的突破与局限
- 突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突破了此前 “诗言志”“诗缘情” 的抽象表述,将诗歌与具体的社会现实、政治治理紧密结合,拓展了诗歌的社会功能,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兴起,使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达到新的高峰;
- 局限:其理论过于强调诗歌的功利性与教化功能,相对忽视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与艺术特质。例如,他曾批评李白的诗歌 “十无一焉”,认为杜甫的诗歌仅 “三、四十首可采”,均因这些作品缺乏直接的现实干预意义,这种评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未能充分认可诗歌的多元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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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影响:其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创作典范,宋代的陆游、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黄遵宪等诗人,均继承了 “关注现实、反映民生” 的创作传统;其 “通俗易懂” 的语言主张,也影响了后世通俗文学的发展;
- 理论传承:新乐府运动作为中唐最重要的文学革新运动,其核心理论被后世文学批评家继承,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 “现实主义传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文学干预社会、关注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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