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兰州大学考研真题样题（中国古代史）

一、考试基本信息

1. 招生专业：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史学理论、专门史（代码 361）
2. 考试科目：中国古代史
3. 答题要求：答案一律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上无效

二、简答题（每题 6 分，共 60 分）

1. 姓与氏

答案解析

• 核心概念：姓与氏均为中国古代早期区分人群的标识，二者在起源与功能上存在明显差异。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血缘为纽带，用于区分不同母系部落，如 “姬”“姜”“姒” 等，具有 “别婚姻” 的核心作用，早期规定同姓不婚；氏则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姓的分支，多因封地、官职、爵位、祖先谥号等产生，用于区分同一姓下的不同家族或阶层，如 “孔”（源于孔子先祖封地）、“司马”（源于官职）。
• 发展演变：西周时期，姓与氏的区分严格，贵族有姓有氏，平民无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分封制瓦解、社会阶层流动加剧，姓与氏逐渐融合，至秦汉时期，二者合二为一，统称 “姓氏”，成为个体家族身份的标识，沿用至今。

2. 三公九卿

答案解析

• 制度背景：三公九卿制是秦朝确立的中央官制，后为汉及后世王朝沿用并发展，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 核心构成：“三公” 为中央最高行政长官，秦朝指丞相（掌行政）、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与奏章），汉代后期职能略有调整；“九卿” 为分管具体事务的官员，包括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廷警卫）、卫尉（掌宫门守卫）、太仆（掌车马）、廷尉（掌司法）、典客（掌外交与民族事务）、宗正（掌皇室宗族事务）、治粟内史（掌财政）、少府（掌皇室私产与宫廷服务），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中央行政体系。
• 制度意义：该制度打破了先秦贵族世袭制，以官僚体系取代血缘政治，强化了中央集权，为后世中央官制奠定了基础。

3. 察举与征辟

答案解析

• 制度性质：二者均为汉代主要的选官制度，旨在选拔品行端正、有才能的人才进入官僚体系，取代先秦世卿世禄制。
• 察举制：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拔品行优良或有特殊才能（如孝廉、秀才、贤良方正等）的人才，推荐给中央，经考核后任命官职。其中 “孝廉” 为最主要科目，要求被举荐者孝顺父母、品行廉洁，是汉代官员的重要来源；“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称 “茂才”）则侧重选拔有学识、才能的人才。察举制初期注重德行与才能，但后期逐渐被世家大族把持，举荐标准趋于形式化。
• 征辟制：分为 “征” 与 “辟” 两类。“征” 是皇帝直接征召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知名人士入朝为官，如汉武帝征召枚乘、东方朔等；“辟” 是中央高级官员（如三公）或地方长官（如州牧、郡守）自行征召属吏，被征召者称为 “辟吏”，可通过考核后逐步晋升。征辟制为朝廷选拔特殊人才提供了渠道，但也存在官员结党营私的风险。
• 制度影响：察举与征辟制扩大了汉代官员选拔范围，推动了官僚体系的成熟，但后期的弊端也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埋下伏笔。

4. 淝水之战

答案解析

• 战争背景：公元 383 年，前秦君主苻坚统一北方后，企图一举消灭南方的东晋，实现全国统一。前秦兵力号称百万，东晋则仅以八万兵力抵抗，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 战争过程：苻坚率军南下，东晋以谢安为统帅，谢石、谢玄为前线指挥，双方在淝水（今安徽寿县一带）对峙。东晋利用前秦军队战线过长、内部民族矛盾尖锐（前秦由氐族建立，统治区涵盖汉、鲜卑、羌等多民族，凝聚力弱）、士兵厌战等弱点，假意提出 “秦军后退，让晋军渡河决战” 的请求。苻坚企图趁晋军渡河时突袭，同意后退，却因军队混乱（士兵误以为战败）引发溃逃，晋军趁机追击，前秦军队大败。
• 战争结果与影响：淝水之战以东晋以少胜多告终，前秦政权因战败瓦解，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东晋则巩固了在南方的统治，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创造了稳定环境，同时也延续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5. 二王八司马事件

答案解析

• 事件背景：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问题严重，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唐顺宗即位后，重用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员，试图通过改革解决社会弊端。
• 核心人物与改革内容：“二王” 指王叔文、王伾，“八司马” 指刘禹锡、柳宗元、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因改革失败后均被贬为州司马，故称 “八司马”）。改革内容包括：削弱宦官权力，收回宦官掌握的禁军兵权；抑制藩镇割据，试图收回藩镇控制的财权与人事权；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提拔贤能；减轻百姓赋税负担，缓和社会矛盾。
• 事件结果与影响：改革触动了宦官、藩镇及守旧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由于唐顺宗在位仅数月便因重病传位给唐宪宗（宪宗倾向守旧派），改革派失去政治支持，改革仅持续 146 天便宣告失败。王叔文、王伾被贬后病逝，八司马被贬至偏远地区，此次改革（史称 “永贞革新”）以失败告终，但改革派的主张反映了唐朝中期维护中央集权、缓和社会矛盾的客观需求，也为后世改革提供了借鉴。

6. 更戍法

答案解析

• 制度背景：更戍法是北宋初年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武将专权而实行的军事制度，由宋太祖赵匡胤确立。
• 核心内容：北宋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军（中央正规军）、厢军（地方辅助军）、乡兵（地方民兵），其中禁军为核心力量。更戍法规定，禁军士兵需定期更换戍守地点，一般三年更换一次，将领则不随士兵调动，即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此外，士兵的调兵权归中央枢密院，将领的统兵权仅在战时临时授予，战后兵权收回。
• 制度目的与影响：目的是防止将领与士兵形成固定从属关系，避免武将专权（借鉴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强化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但该制度也存在明显弊端：士兵频繁调动导致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战斗力下降；频繁换防增加了军费开支，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将领缺乏对士兵的长期训练与管理，军队纪律松散。这些弊端成为北宋 “积贫积弱” 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期虽有调整，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7. 头下军州

答案解析

• 制度背景：头下军州是辽朝特有的地方行政制度，源于辽朝由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政权与汉族农耕地区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
• 核心内容：“头下”（亦作 “投下”）指契丹贵族将战争中俘获的汉族、渤海族等农耕人口，安置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城郭、农庄，形成兼具行政与军事功能的单位，称为 “头下军州”。头下军州的最高统治者为契丹贵族（称为 “头下主”），其拥有对封地内人口的统治权、税收权（部分税收上交中央，部分归头下主），但军州的行政建制需经辽朝中央政府批准，部分重要官职由中央任命。头下军州的人口（称为 “头下户”）多为农奴或依附农民，承担耕种、服役等义务。
• 制度演变与影响：辽朝前期，头下军州数量较多，是契丹贵族掠夺财富、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辽朝中后期，随着中央集权加强，中央政府逐渐收回头下军州的部分权力，头下主的特权受到限制，部分头下军州转化为中央直接管辖的行政单位。头下军州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朝农耕地区的开发与民族融合，但也保留了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

8. 八思巴

答案解析

• 人物背景：八思巴（1235-1280 年），本名罗追坚赞，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代重要的宗教领袖与政治家，对元朝民族政策、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 主要贡献：
  1. 宗教与文化领域：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命其统领全国佛教事务；1269 年，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 “蒙古新字”（后称 “八思巴文”），该文字被元朝定为官方文字，用于书写公文、印章、钱币等，旨在推动蒙古文化发展与各民族文化交流，但因字形复杂，未能在民间广泛流传，元朝灭亡后逐渐废弃。
  2. 政治领域：八思巴积极推动元朝对西藏地区的管辖，1264 年，忽必烈设立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命八思巴兼领总制院事，负责管理西藏及全国佛教事务。八思巴通过与西藏各地政教首领的协调，将西藏正式纳入元朝版图，确立了元朝对西藏的行政管辖，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作出重要贡献。
• 历史地位：八思巴是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其宗教与政治活动既维护了藏传佛教的地位，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对后世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9. 永佃制

答案解析

• 制度背景：永佃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主要为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土地租佃制度，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土地兼并加剧，传统租佃关系逐渐调整，永佃制应运而生。
• 核心内容：永佃制下，土地所有权与耕作权（佃权）分离，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称为 “田底权”），佃农拥有长期、稳定的耕作权（称为 “田面权”）。佃农只需按约定向地主缴纳地租，即可长期耕种土地，地主不得随意收回土地或更换佃农；佃农可将耕作权（田面权）自由转让、出租或继承，无需经过地主同意，部分地区甚至允许佃农将田面权买卖。地租形式多为实物地租（如粮食），部分地区出现货币地租。
• 制度影响：对佃农而言，永佃制赋予其稳定的耕作权，减少了地主对生产的干预，提高了佃农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改进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地主而言，虽失去部分土地控制权，但可通过收取地租稳定获取财富，避免了因佃农逃亡导致的土地闲置；对社会而言，永佃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引发的社会矛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稳定。但永佃制并未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质，佃农仍需承受地租剥削，且随着后期地主不断提高地租，佃农的负担逐渐加重。

10. 多伦会盟

答案解析

• 事件背景：清朝初年，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且受到沙皇俄国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威胁。1690 年，噶尔丹率军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各部被迫南迁，向清朝求援。康熙帝为巩固北方边疆、统一蒙古各部，于 1691 年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召集漠北蒙古各部王公及漠南蒙古各部王公，举行会盟，史称 “多伦会盟”。
• 事件过程：康熙帝在多伦诺尔搭建帐篷，以隆重仪式接待蒙古王公，会上明确调解漠北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确立各部王公的等级与职权；宣布将漠北蒙古分为 34 旗，仿照漠南蒙古制度实行盟旗制，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旗长（札萨克），加强对漠北蒙古的管辖；要求蒙古各部遵守清朝法律，定期向清朝朝贡，同时清朝承诺保护蒙古各部免受外部势力侵略。
• 事件影响：多伦会盟标志着漠北蒙古正式纳入清朝版图，结束了漠北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北方边疆的统治；遏制了沙皇俄国与准噶尔部对漠北蒙古的渗透，维护了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促进了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发展，为后世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三、论述题（每题 30 分，共 90 分）

1.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矛盾冲突论述这场社会大变革

答案解析

• 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取得突破性发展，核心表现为铁器的广泛使用与牛耕技术的推广：
  1. 铁器取代青铜农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得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耕地面积大幅增加；牛耕技术的应用则减轻了人力负担，推动农业生产从 “刀耕火种” 向精耕细作转变，粮食产量显著提升。
  2. 生产力发展推动手工业与商业进步：手工业领域，冶铁、纺织、制盐等行业技术革新，出现专业化手工业作坊；商业领域，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出现临淄、邯郸、洛阳等大型商业城市，货币（如刀币、布币）广泛流通，打破了 “工商食官”（手工业与商业由官府垄断）的局面，民营工商业兴起。
•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封建生产关系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
  1. 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瓦解：西周时期，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核心是 “井田制”，土地归周天子所有，分封给诸侯、卿大夫，农奴（庶人）在井田上集体耕作，劳动成果大部分归奴隶主所有，自身仅获少量维持生存的物资。随着铁器与牛耕的推广，农奴有能力开垦 “私田”（井田之外的荒地），私田归个人所有，无需向奴隶主缴纳赋税，农奴生产积极性转向私田，井田制逐渐荒废，奴隶制生产关系失去经济基础。
  2. 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为适应生产力发展，各国统治者开始改革土地制度，如鲁国 “初税亩”（公元前 594 年）规定按土地面积征收赋税，承认私田合法性；秦国商鞅变法（公元前 356 年）“废井田，开阡陌”，正式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催生了封建地主阶级（拥有大量土地，通过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与农民阶级（租种地主土地，缴纳地租后保留部分劳动成果），封建生产关系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成为社会主导生产关系。
•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封建政治制度取代奴隶制政治制度
  1. 奴隶制上层建筑的崩溃：西周时期，奴隶制上层建筑以 “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 为核心，分封制下诸侯拥有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力，随着生产力发展与封建生产关系确立，诸侯实力增强，周天子权威衰落，分封制逐渐瓦解；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贵族统治，随着土地私有制发展，地主阶级（部分由平民、商人转化而来）崛起，血缘关系不再是权力与地位的唯一依据，宗法制受到冲击；礼乐制是维护奴隶制等级秩序的文化制度，随着社会阶层流动加剧，等级秩序被打破，礼乐制 “礼崩乐坏”。
  2. 封建上层建筑的建立：为适应封建生产关系，各国通过变法确立封建政治制度：政治上，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如秦国商鞅变法设县，官员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加强中央集权；军事上，废除贵族世袭兵权，实行军功爵制（如秦国军功爵制规定，士兵凭军功获得爵位与土地，打破贵族对军事权力的垄断）；法律上，制定封建法典（如魏国李悝《法经》、秦国《秦律》），以法律形式维护封建秩序；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出现，儒家（主张 “仁政”“礼治”，适应封建等级秩序）、法家（主张 “法治”“中央集权”，为封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等思想流派的主张，为封建上层建筑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 四、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最终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这场变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为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也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对后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2.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的传播及儒、佛、道之争

答案解析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
  1. 传播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分裂动荡，战乱频繁，人民生活困苦，渴望精神寄托；同时，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需要借助宗教安抚民心，佛教的 “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慈悲济世” 等教义，契合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需求，得到统治者与民众的广泛接受。
  2. 传播过程与表现：
     • 东汉末年佛教已传入中国，但传播范围有限；魏晋时期，佛教与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的哲学思潮）融合，出现 “格义佛教”（用玄学概念解释佛教教义），吸引了大量士大夫阶层，如支遁、慧远等名僧与王羲之、谢安等名士交往密切，推动佛教在上层社会传播。
     • 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达到高潮：南朝统治者（如宋文帝、梁武帝）大力扶持佛教，梁武帝甚至多次 “舍身佛寺”，下令修建大量寺庙（如南京同泰寺），组织翻译佛教经典（如真谛翻译《摄大乘论》）；北朝虽出现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 “灭佛” 事件（因佛教势力膨胀，占用大量土地与人口，影响国家财政与兵役），但整体仍以扶持为主，如北魏开凿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将佛教艺术与政治统治结合，扩大佛教影响力。
     • 佛教经典翻译成果显著，鸠摩罗什、真谛、玄奘（虽主要活动于唐朝，但部分前期工作在南北朝）等译经大师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形成般若学、涅槃学等佛教流派，为佛教中国化奠定基础。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传播
  1. 传播背景：道教源于先秦道家思想、神仙方术与民间巫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促使民众寻求宗教庇护，道教 “长生不老”“治病消灾”“济世救人” 的教义，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如尊奉老子为教主，吸收儒家伦理），使其逐渐发展为成熟宗教。
  2. 传播过程与表现：
     • 东汉末年，道教形成太平道（张角创立，发动黄巾起义，后被镇压）与五斗米道（张道陵创立，在巴蜀地区传播，后由张鲁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但此时道教仍处于民间宗教阶段，组织松散，教义粗糙。
     • 魏晋时期，道教逐渐向官方化、理论化发展：葛洪撰写《抱朴子》，将道家思想与神仙方术结合，提出 “修仙炼丹” 理论，强调道教的养生与修仙功能，吸引了士大夫阶层，使道教摆脱民间巫术色彩；东晋时期，陶弘景整理道教经典，编写《真诰》《登真隐诀》，确立道教神仙体系，划分道教等级制度，同时吸收佛教轮回思想与儒家伦理，使道教教义更加系统化。
     • 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统治者扶持：南朝宋、齐、梁、陈各代，统治者均对道教予以重视，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顾问，参与朝政；北朝时期，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去除道教中的民间反抗思想，提出 “清整道教”“辅佐太平” 的主张，得到北魏太武帝支持，道教被确立为 “国教”，设立 “崇虚寺”，道教地位大幅提升。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之争
  1. 争论核心：三者争论围绕 “思想正统性”“社会功能”“政治利益” 展开，本质是不同思想体系对社会主导地位的争夺，同时也存在思想融合的趋势。
  2. 主要争论内容与表现：
     • 儒佛之争：
       • 伦理层面：儒家强调 “忠孝节义”“纲常伦理”，认为佛教 “出家修行” 违背孝道（如僧人不娶妻、不侍奉父母）、破坏家庭伦理；佛教则回应 “出家是为了更好地普度众生，最终仍能报答父母恩情”（如提出 “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并逐渐吸收儒家伦理，如强调僧人需遵守世俗礼仪中的部分规范。
       • 政治层面：儒家认为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不缴纳赋税、不服兵役，影响国家财政与军事力量（如南朝时期 “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统治者虽扶持佛教，但也多次因财政问题限制佛教发展，如北魏太武帝灭佛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佛教势力威胁国家经济。
       • 思想层面：儒家以 “天命”“天道” 解释宇宙，强调现实社会秩序；佛教以 “缘起性空”“生死轮回” 解释宇宙，强调超脱现实，二者在宇宙观、人生观上存在差异，但后期儒家也吸收佛教 “心性论” 思想，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埋下伏笔。
     • 佛道之争：
       • 宗教地位之争：道教尊奉老子为 “太上老君”，认为道教源于中国本土，应优先于外来佛教；佛教则认为道教教义粗糙，神仙方术非真正解脱之道，且质疑老子 “化胡为佛”（道教宣称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身为佛陀创立佛教）的说法，双方围绕 “谁为正统” 展开激烈辩论，如南朝宋时期，顾欢撰写《夷夏论》，主张 “道教为华夏正统，佛教为夷狄之教”，佛教徒慧通、僧愍等纷纷撰文反驳。
       • 教义之争：道教强调 “肉身成仙”“长生不老”，注重炼丹、养生；佛教强调 “涅槃解脱”“超脱生死”，认为肉身是 “臭皮囊”，反对执着于肉体长生，双方在修行目标与方法上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吸收，如道教吸收佛教轮回思想，佛教吸收道教养生方法。
     • 儒道之争：
       • 思想层面：儒家强调 “入世”，主张通过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实现社会治理；道教早期有 “入世济世” 思想（如太平道），后期则侧重 “出世修仙”，二者在人生态度上存在差异，但道教始终吸收儒家伦理，如强调 “忠孝” 是修仙的基础，儒家也吸收道教 “天人合一” 思想，丰富自身宇宙观。
       • 政治层面：儒家是传统官方意识形态，道教在发展过程中需争取统治者支持，同时避免与儒家产生直接冲突，如陶弘景虽隐居山林，但仍参与朝政，秉持 “儒道互补” 的态度。
  3. 争论的结果与影响：
     • 三者之争并未导致某一思想被彻底淘汰，反而推动了思想融合，形成 “三教合一” 的趋势，为隋唐时期三教并行局面的出现奠定基础。
     • 佛教与道教在争论中不断完善自身教义，吸收儒家伦理，更加适应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则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宋明理学，巩固了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

3. 明太祖如何打击豪族、整顿吏治？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案解析

• 一、明太祖打击豪族的措施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元末豪族地主兼并土地、欺压百姓、勾结官府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豪族，强化中央集权：
  1. 迁徙豪族，削弱地方势力：朱元璋多次下令将江南地区（如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豪族地主迁徙至凤阳（朱元璋故乡）、南京等地，如洪武三年（1370 年），迁徙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无田产的豪族至凤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迁徙天下富户至南京。通过迁徙，豪族地主脱离原有土地与社会关系，失去对地方经济与政治的控制，无法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促进了迁入地区的经济开发（如凤阳地区因移民增加，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2. 抑制土地兼并，清查土地与人口：为防止豪族地主兼并土地，朱元璋下令清查全国土地，编制《赋役黄册》（记录人口与户籍）与《鱼鳞图册》（记录土地位置、面积、 owner ），明确土地所有权与赋税征收标准，避免豪族地主隐瞒土地、逃避赋税；同时规定 “凡庶人田宅，不得逾制”，限制豪族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对超过规定的土地予以没收或分配给农民。此外，朱元璋还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规定开垦的荒地归农民所有，减免赋税，提高农民对抗豪族兼并的能力。
  3. 打击豪族勾结官府，严惩违法行为：朱元璋严禁豪族地主与官员勾结，规定官员不得为豪族充当 “保护伞”，对豪族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欺压百姓、偷税漏税、囤积居奇）予以严厉打击，甚至处死。例如，洪武年间，江南豪族沈万三家族因富可敌国，且涉嫌支持张士诚（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的竞争对手），沈万三被流放云南，家族财产被没收；苏州豪族顾瑛因 “结交官府，欺压百姓”，被下令处死，家产充公。通过严厉打击，豪族地主的嚣张气焰被压制，地方社会秩序得到整顿。
• 二、明太祖整顿吏治的措施

  元末吏治腐败是导致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即位后，以 “重典治吏” 为核心，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强化官僚体系的纪律性：
  1. 制定严刑峻法，严惩贪官污吏：朱元璋颁布《大明律》与《大诰》（包括《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对官员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行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刑罚，如 “枉法赃八十贯绞”（贪污八十贯钱即处死刑），甚至规定 “剥皮实草”（将贪官剥皮，填充稻草，悬挂于官府公堂，警示其他官员）。洪武年间，发生 “空印案”（官员使用空白文书盖印，便于处理政务，朱元璋认为是舞弊行为）与 “郭桓案”（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官员贪污赋税，涉案金额巨大），两案共处死官员数万人，波及全国各级官僚，对官场形成强大震慑。
  2. 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与考核：
     • 设立监察机构：朱元璋在中央设立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构，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监察中央与地方官员；在地方设立按察使司，负责地方监察，与布政使司（行政）、都指挥使司（军事）并称 “三司”，相互牵制。监察官员拥有 “弹劾百官”“巡视地方” 的权力，可直接向皇帝报告官员的违法行为。
     • 完善考核制度：实行 “考满” 与 “考察” 制度，“考满” 是对官员任期内的政绩、品德进行考核，分为 “称职”“平常”“不称职” 三等，考核结果作为官员升降的依据；“考察” 是对官员进行定期（每三年一次）的全面审查，重点查处 “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 八种不合格官员，称为 “八法”，对不合格官员予以降职、罢免或流放。
  3. 鼓励百姓监督官员：朱元璋打破传统 “民不告官” 的限制，鼓励百姓直接举报贪官污吏，规定百姓可手持《大诰》，将违法官员绑缚至京城，沿途官员不得阻拦，否则予以严惩。例如，洪武年间，嘉定县百姓郭玄二等因县丞何添观贪污受贿，将其绑缚至南京，朱元璋亲自审理，处死何添观，并赏赐郭玄二等人。这一措施打破了官僚体系的封闭性，使官员处于百姓监督之下，进一步强化了对吏治的整顿效果。
• 三、对明太祖打击豪族、整顿吏治的看法
  1. 积极意义：
     • 打击豪族方面：有效抑制了土地兼并，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大量农民获得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明初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如洪武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从元末的 2.9 亿亩增加到 4.8 亿亩）；削弱了地方豪族势力，防止了地方割据，强化了中央集权，为明初社会稳定与 “洪武之治” 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 整顿吏治方面：通过 “重典治吏”，严厉打击了贪官污吏，扭转了元末以来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了相对清廉的官场风气，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与考核，完善了官僚制度，为明朝后期的政治制度发展提供了框架；鼓励百姓监督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民本” 思想，增强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2. 局限性与负面影响：
     • 打击豪族方面：迁徙豪族的措施过于激进，导致大量豪族地主家破人亡，影响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苏州地区因豪族迁徙，商业与手工业一度衰落）；同时，朱元璋打击豪族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皇权专制，而非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随着明朝中后期中央集权的削弱，土地兼并问题再次加剧，豪族势力重新崛起。
     • 整顿吏治方面：“重典治吏” 过于残酷，刑罚超出必要限度，如 “空印案” 中，许多官员并无贪污行为，仅因使用空白文书盖印便被处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导致官场人人自危，影响了官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鼓励百姓监督官员的措施虽在短期内有效，但也导致诬告盛行，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此外，朱元璋整顿吏治的核心是维护皇权，而非建立完善的制度约束，随着朱元璋去世，“重典治吏” 政策逐渐松弛，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问题再次凸显，说明单纯依靠 “重典”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吏治问题，还需依靠制度建设与思想教育。
  3. 总体评价：明太祖朱元璋打击豪族、整顿吏治的措施，是在明初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动荡、吏治腐败、中央集权薄弱）采取的必要举措，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明朝皇权专制统治。从短期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明初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缺乏制度性保障与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其措施的局限性逐渐显现，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兼并与吏治腐败问题。不过，朱元璋的这些举措仍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借鉴，其在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