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南开大学考研真题样题(人文社科基础)
备考 2026 年南开大学传播学、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考生,获取高质量真题资源与专业解析是提升备考效率的关键。考博信息网(
http://www.kaoboinfo.com/)作为专注考研、考博资源整合的权威平台,收录了南开大学各年份人文社科基础考研真题,且所有年份真题均配备高分答案详解,能为考生提供 “全面、精准、深入” 的备考支持,是获取考研及考博真题资源的优选渠道。以下为 2026 年南开大学人文社科基础考研真题样题(依据 2005 年真题题型及考查方向编制)及深度解析,助力考生精准把握备考方向。
注意事项
- 本卷为人文社科基础考研真题样题,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试题纸或草稿纸上均无效;
- 论述题需任选两题作答,答题需结合史实与理论,逻辑清晰、论据充分。
一、名词解释(30 分,每题 5 分)
1. 亚里士多德
答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 前 322 年)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被誉为 “西方哲学与科学之父”(1 分)。其研究覆盖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生物学、物理学等领域:哲学上批判柏拉图 “理念论”,提出 “实体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逻辑学创立 “三段论”,奠定形式逻辑基础;伦理学提出 “中庸之道”(美德是过度与不足的中间态);政治学著有《政治学》,主张 “城邦是最高善的共同体”,推崇 “中产阶级掌权的共和制”(2 分)。他的思想对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及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深远,其著作(如《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人文社科的核心典籍,恩格斯称其为 “古代世界的黑格尔”(2 分)。
解析:需涵盖 “时代、核心领域、代表思想、历史地位”,突出其 “百科全书式” 的学术特征,避免仅罗列著作而不提炼思想精髓,关联其对西方文化的长远影响。
2. 犍陀罗艺术
答案:犍陀罗艺术是公元 1-6 世纪流行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部)的佛教艺术流派,核心是 “希腊化风格与佛教题材的融合”(1 分)。其形成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艺术载体以佛教造像(佛陀、菩萨)为主,特征为:佛像面容具希腊人特征(高鼻深目、卷发),服饰呈希腊式褶皱,同时融入印度佛教的庄严感(如莲花座、背光);题材除佛陀本生故事,还吸收希腊神话元素(如飞天造型借鉴希腊天使)(2 分)。犍陀罗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北魏云冈石窟、唐代敦煌壁画的造像风格影响深远,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2 分)。
解析:需明确 “时空范围、文化融合本质、艺术特征、传播影响”,避免与印度本土佛教艺术(如秣菟罗艺术)混淆,突出其 “东西方交融” 的独特价值。
3. 避讳
答案: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制度,指臣民、晚辈需避免直接使用君主、长辈或圣贤的名字,通过改字、空字、缺笔等方式表示尊敬,核心是 “维护等级秩序与伦理纲常”(1 分)。其类型主要有三类:国讳(避君主名,如唐太宗名 “世民”,“世” 改 “代”、“民” 改 “人”)、家讳(避长辈名,如司马迁父名 “谈”,《史记》改 “谈” 为 “同”)、圣讳(避圣贤名,如避孔子名 “丘”,改 “丘” 为 “邱”)(2 分)。避讳制度始于西周,盛于唐宋,明清最严,对古代文献、地名、人名影响深远(如地名 “恒山” 因避汉文帝刘恒讳改 “常山”),是研究古代社会等级制度与文化习俗的重要线索(2 分)。
解析:需区分 “三类避讳” 的适用对象,结合具体实例说明避讳方式,突出其 “等级与伦理” 的制度本质,避免仅描述现象而不分析文化意义。
4. 九品中正制度
答案:九品中正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220 年曹丕创立)的选官制度,替代汉代察举制,核心是 “由中正官评定人才等级,朝廷按等级授官”(1 分)。其运作流程为:中央派 “中正官”(多为世家大族担任)到地方,按 “家世、德行、才能” 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吏部依据品级授官(2 分)。制度初期兼顾家世与才能,后期因中正官多为士族把持,评定标准侧重家世,形成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局面,成为门阀制度的支撑,隋朝被科举制取代(2 分)。
解析:需明确 “创立时间、运作流程、演变趋势”,对比初期与后期的差异,突出其 “从选贤到门阀工具” 的演变,避免与察举制、科举制混淆(察举制靠推荐,科举制靠考试)。
5. “花间派”
答案:“花间派” 是晚唐五代时期的词派,因赵崇祚编选《花间集》(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而得名,核心成员为温庭筠、韦庄、欧阳炯等,是 “词体成熟的奠基流派”(1 分)。其词风特征为:题材多写男女情爱、闺阁相思,语言浓艳华丽(如温庭筠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手法侧重细腻描摹,多为短调小令,服务于宴饮娱乐场景(2 分)。花间派确立了词 “艳科” 的传统,虽题材狭窄、风格柔媚,但规范了词的格律与语言,对宋代婉约词(如柳永、李清照)影响深远,韦庄的 “清丽” 词风还开创了 “文人词” 的抒情传统(2 分)。
解析:需涵盖 “时代、得名由来、词风特征、历史影响”,对比温庭筠与韦庄的词风差异(温浓艳、韦清丽),避免与豪放词派混淆,突出其对词体发展的奠基作用。
6. 契诃夫
答案:安东・契诃夫(1860-1904 年)是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 “俄国文学三巨头”,被誉为 “短篇小说之王”(1 分)。其文学成就体现在小说与戏剧:短篇小说多以俄国乡村与小人物为题材,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揭露社会现实(如《变色龙》讽刺官僚主义,《套中人》批判保守思想),风格 “幽默与讽刺并存,含蓄深沉”;戏剧代表作《樱桃园》《万尼亚舅舅》,以 “生活化场景” 展现人物内心与社会变革,开创 “象征主义戏剧” 先河(2 分)。契诃夫的作品关注 “小人物的命运与精神困境”,对 20 世纪世界文学(如海明威、卡夫卡)影响深远,其 “客观描写、不直接评判” 的创作手法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2 分)。
解析:需兼顾 “小说与戏剧” 成就,结合代表作品说明主题与风格,突出其 “批判现实与心理刻画” 的核心,避免仅谈小说而忽视戏剧贡献。
二、填空题(20 分,每空 1 分)
1. 《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其中 “辐” 指的是______,“毂” 指的是______。
答案:车轮的辐条;车轮中心穿轴的部件
解析:“辐” 是连接车轮边缘与中心的木条,“毂” 是车轮中心固定车轴的部件,《老子》用车轮 “中空” 才有用的比喻,阐述 “无之用” 的哲学思想(即 “有” 与 “无” 相互依存)。
2. 儒家经典中,有三部是关于礼制的,称为 “三礼”,这三部经典是______、、。
答案:《周礼》;《仪礼》;《礼记》
解析:“三礼” 是儒家礼制的核心典籍:《周礼》记载周代官制与礼仪,《仪礼》记载具体礼仪流程(如冠礼、婚礼),《礼记》是对《仪礼》的解释与阐发(含《大学》《中庸》),共同构成儒家 “礼治” 思想的体系。
3. ______教、______教、______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答案:佛;基督;伊斯兰
解析:三大宗教均具有广泛的信徒与深远的文化影响: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印度(释迦牟尼创立),基督教起源于 1 世纪巴勒斯坦(耶稣创立),伊斯兰教起源于 7 世纪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创立),均有完整的教义与经典(如《佛经》《圣经》《古兰经》)。
4. “程朱理学” 的代表人物是______、、。
答案:程颢;程颐;朱熹
解析:程颢、程颐(北宋)是理学奠基者,提出 “天理” 是宇宙本源;朱熹(南宋)是理学集大成者,著《四书章句集注》,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构建 “格物致知” 的认识论,程朱理学成为南宋后官方哲学。
5. 严复是近代系统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先行者,对中国思想界发生重要影响的严氏译著有赫胥黎的______、亚当・斯密的______、斯宾塞的______、孟德斯鸠的______、穆勒的______。
答案:《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群己权界论》
解析:严复译著多采用 “意译”,融入自身观点:《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宣传 “物竞天择”,《原富》(《国富论》)介绍古典经济学,《法意》(《论法的精神》)传播三权分立思想,均推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
6. 18-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______、、。
答案: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或谢林、费尔巴哈,前三者为核心代表)
解析: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提出 “三大批判”;黑格尔是集大成者,创立辩证法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费希特、谢林是过渡人物,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代表,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7. 惠特曼是 19 世纪美国伟大的诗人,其代表作《______》对郭沫若早年诗歌创作影响较大。
答案:草叶集
解析:《草叶集》是惠特曼的诗集,打破传统诗歌格律,采用自由体,歌颂民主、自然与个体,风格豪放奔放;郭沫若的《女神》(如《凤凰涅槃》)借鉴其自由体与浪漫主义风格,推动中国现代诗歌革新。
三、简答题(40 分,每题 10 分)
1. 简述原始社会图腾禁忌的主要类型
答案:原始社会图腾禁忌是原始人对 “图腾(视为氏族祖先或保护神的动植物)” 的敬畏与行为限制,核心是 “通过禁忌维护氏族秩序与自然平衡”,主要类型如下:
-
图腾崇拜禁忌:禁止伤害或食用图腾动植物,这是最核心的禁忌(2 分)。原始人认为图腾是氏族的 “祖先或保护者”,伤害图腾会招致灾祸,例如澳大利亚某氏族以袋鼠为图腾,严禁捕杀袋鼠,仅在特殊仪式(如成年礼)中少量食用,且需举行赎罪仪式。
-
图腾象征禁忌:禁止滥用或亵渎图腾象征(如图腾图案、符号)(2 分)。图腾象征多刻画在氏族器物、住所或身体(纹身)上,被视为神圣符号,禁止非氏族成员使用,也禁止氏族成员随意涂改,例如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图腾柱,仅部落萨满可主持雕刻与祭祀。
-
图腾仪式禁忌:图腾仪式(如祭祀、祈福)中的行为限制(2 分)。仪式期间禁止喧哗、打闹,参与者需遵循特定服饰(如穿戴图腾相关装饰)与动作规范,部分仪式还禁止女性或未成年人参与,例如非洲部落的图腾祭祀,男性需赤脚、涂图腾颜料,女性不得进入祭祀场地。
-
图腾血缘禁忌:禁止与图腾相关的婚姻或性行为(2 分)。部分原始氏族认为氏族成员与图腾有 “血缘关系”,禁止与图腾象征相关的婚姻(如以熊为图腾的氏族,禁止与以狼为图腾的氏族通婚),或禁止在图腾祭祀期间发生性行为,认为这会玷污图腾。
-
图腾环境禁忌:禁止破坏图腾生存的环境(2 分)。原始人认为图腾的生存环境与氏族命运相关,禁止砍伐图腾植物生长的森林、污染图腾动物饮用的水源,例如以河流为图腾的氏族,禁止向河中丢弃垃圾或捕杀河中鱼类,体现原始的 “生态保护” 意识。
这些禁忌本质是原始人对自然与氏族关系的认知,既维护了氏族凝聚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境,是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析:需按 “崇拜、象征、仪式、血缘、环境” 分类,每类结合原始部落实例,避免仅罗列禁忌而不解释 “维护氏族与自然关系” 的核心目的,突出图腾禁忌的文化与生态意义。
2. 简述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
答案: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公元前 5 世纪伯利克里时期达到顶峰)是西方民主的源头,核心是 “主权在民、轮番而治”,基本形态体现在机构设置、权利分配与运行原则上,具体如下:
-
核心权力机构:公民大会(3 分)
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构,由年满 20 岁的男性雅典公民组成(妇女、奴隶、外邦人除外),每月召开 4 次,决定城邦重大事务(如战争、法律制定、官员选举)。公民在大会上享有平等发言权与投票权,重大决策需多数表决通过,体现 “主权在民” 原则,例如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决策,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
行政与司法机构:五百人议事会与陪审法庭(3 分)
- 五百人议事会:由 10 个部落各选 50 人组成,成员通过抽签产生,任期 1 年(不得连任超过 2 次),负责筹备公民大会、执行大会决议,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体现 “轮番而治”(普通公民可参与行政);
- 陪审法庭:由 6000 名公民组成(每年抽签产生),是最高司法机构,审理民事与刑事案件,法官与陪审团均由公民担任,判决采用投票制,避免权力集中,例如苏格拉底的审判即由陪审法庭主持。
-
官员选举与监督:抽签与陶片放逐法(2 分)
- 官员产生:除将军等少数重要职位通过选举产生(需军事才能),多数官员(如议员、法官)通过抽签产生,确保公民平等参与政治,避免贵族垄断;
- 监督机制:实行 “陶片放逐法”,公民可投票将 “可能危害民主的人”(如独裁倾向者)放逐 10 年,同时官员任期结束后需接受 “政绩审查”,贪污或失职者将被惩罚,维护民主制度。
-
权利与义务:公民的平等与局限(2 分)
雅典公民享有参与政治、担任公职、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权利仅限 “成年男性雅典公民”(约占城邦人口 1/5),妇女、奴隶、外邦人被排除在外,体现民主的阶级与性别局限;同时公民需履行服兵役、参与公共事务的义务,确保民主制度的运行。
雅典民主政治虽有局限,但开创了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的先河,其 “主权在民、轮番而治” 的原则,对近代西方议会民主制影响深远。
解析:需按 “机构、选举、权利” 展开,结合具体制度(公民大会、陶片放逐法)说明,客观指出民主的局限(范围狭窄),避免夸大其 “全民民主” 的特征,突出其对西方民主的奠基作用。
3. 简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
答案:文艺复兴时期(14-17 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潮,是批判中世纪神学、弘扬人性的思想运动,核心是 “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主要特征如下:
-
批判神学权威,肯定人的价值(2.5 分)
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神学 “神权至上” 的观点,批判教会的禁欲主义与蒙昧主义,主张 “人是万物的尺度”(复兴古希腊人文思想)。例如彼特拉克提出 “人学” 对抗 “神学”,歌颂人的尊严与能力;薄伽丘《十日谈》揭露教会腐败,肯定人的世俗欲望,认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打破 “人是神的附庸” 的传统认知。
-
推崇古典文化,倡导理性思考(2.5 分)
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古罗马的法律与文学),但并非简单复古,而是从中提炼 “人文精神”,倡导理性与科学。例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以人体解剖为基础,追求 “真实再现人体美”,体现对自然与理性的尊重;布鲁诺继承哥白尼 “日心说”,批判地心说,推动科学思想传播。
-
关注世俗生活,追求现世幸福(2.5 分)
中世纪神学强调 “来世幸福”,人文主义者则关注现世生活,主张人应追求财富、爱情、艺术等世俗快乐。例如莎士比亚戏剧(如《哈姆雷特》)歌颂人的情感与理想,反对禁欲;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商人阶层,通过经商积累财富,资助艺术创作,体现 “世俗成功” 的价值,打破 “贫穷是美德” 的神学观念。
-
重视个体解放,倡导平等意识(2.5 分)
人文主义者强调个体的独特性与解放,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倡导 “人的平等”(虽局限于男性公民)。例如拉伯雷《巨人传》描绘 “自由人” 的理想,主张教育应解放人的天性;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从 “人性” 角度分析政治,而非神学角度,体现个体意识的觉醒,为近代资产阶级平等思想奠定基础。
人文主义思潮不仅推动了文学、艺术、科学的繁荣,还为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是西方近代化的重要思想动力,但其 “平等” 仍局限于少数人,未涵盖妇女、奴隶与底层民众。
解析:需按 “批判神学、推崇古典、关注世俗、重视个体” 分类,每类结合代表人物与作品,避免泛泛而谈,突出 “以人为中心” 的核心,客观评价其进步性与局限。
4. 试论元代杂剧兴盛的主要原因
答案:元代杂剧(元曲的核心)在 13 世纪达到鼎盛,成为 “一代之文学”,其兴盛是社会、文化、经济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如下:
-
社会背景:民族压迫与文人边缘化(2.5 分)
元朝推行 “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族文人地位低下,科举制度长期废除(1315 年才恢复),大量文人失去仕途通道,转而投身杂剧创作,将才华与情感融入作品。例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文人,通过杂剧批判社会黑暗(如关汉卿《窦娥冤》揭露吏治腐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为杂剧提供了高质量的创作群体。
-
经济基础:城市繁荣与市民文化需求(2.5 分)
元朝疆域辽阔,交通发达,城市(如大都、杭州)商业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对娱乐文化的需求增加。杂剧演出场所 “勾栏瓦舍” 遍布城市,成为市民日常娱乐的主要场所;同时,商人、手工业者等市民群体,偏好贴近生活、语言通俗的杂剧,推动杂剧题材从 “宫廷文学” 转向 “民间生活”(如张可久的散曲描写市井生活),扩大了受众基础。
-
文化融合:多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创新(2.5 分)
元朝是多民族统一王朝,蒙古、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为杂剧注入新元素:音乐上吸收西域乐器(如琵琶、唢呐),丰富杂剧的伴奏;题材上融入少数民族故事(如《汉宫秋》涉及匈奴与汉朝的关系);语言上采用 “白话” 与 “方言”,通俗易懂,突破唐诗宋词的格律限制,更易被普通民众接受,同时形成 “唱、念、做、打” 结合的成熟表演形式。
-
制度支持: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动(2.5 分)
- 民间层面:杂剧艺人形成专业团体(如 “书会”,文人与艺人合作创作),关汉卿所在的 “玉京书会” 是重要创作团体,推动杂剧剧本质量与表演水平的提升;
- 官方层面:元朝虽不重视科举,但对民间文化管控较松,允许杂剧自由创作与演出,部分官员还资助杂剧艺人,为杂剧发展提供宽松环境;同时,元朝疆域辽阔使杂剧得以传播到北方草原与南方地区,扩大了影响范围。
此外,印刷术的普及(便于剧本流传)、前代戏曲(如宋杂剧、金院本)的积累,也为元代杂剧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元代杂剧不仅是文学艺术的高峰,还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阶级与民族矛盾,对后世戏曲(如明清传奇)影响深远。
解析:需按 “社会、经济、文化、制度” 分类,每类结合元代特有的历史背景(如科举废除、多民族融合),避免与其他朝代戏曲兴盛原因混淆,突出元代的 “特殊性”,同时提及创作群体与艺术形式的创新。
四、辨析题(30 分,每题 15 分)
下面是《礼记・中庸》的一段话: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1. 将这段文字译成白话文
答案:由真诚达到明达事理,这是人的天性(天赋的善性);由明达事理达到真诚,这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做到真诚就能明达事理,做到明达事理也能达到真诚。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天性;能充分发挥他人的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天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天性,就可以辅助天地化育万物;能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即参与天地的化育,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解析:翻译需准确传达 “诚”(真诚、天性)与 “明”(明达、教化)的关系,“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 需体现 “辅助天地、与自然和谐” 的儒家思想,避免直译导致语义丢失,保持文句的逻辑连贯性(从个人到他人、到万物、到天地)。
2. 谈谈你对这段文字的理解
答案:《中庸》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儒家 “诚” 的哲学思想与 “天人合一” 的宇宙观,可从 “诚的内涵、修养路径、天人关系” 三方面理解:
(1)“诚” 是儒家道德与宇宙的核心范畴
“诚” 在文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是 “天性之诚”(自诚明),指人先天具有的善性(儒家 “性善论” 的体现),是道德的本源;二是 “教化之诚”(自明诚),指通过后天学习与修养达到真诚,是道德的实现路径。儒家认为 “诚” 不仅是个人道德(如诚信、真诚),还是宇宙的本质(“诚者,天之道也”),天地万物的化育均基于 “诚”,因此 “诚” 是连接个人道德与宇宙秩序的桥梁,体现儒家 “道德即宇宙法则” 的思想。
(2)“自诚明” 与 “自明诚”:两种道德修养路径
文中提出两种达到 “诚” 的方式,对应不同的修养起点:
- “自诚明(性)”:是 “生而知之” 的路径,针对天赋较高的人(如圣人),无需刻意学习,通过发挥先天善性即可明达事理,这是一种理想的修养状态;
- “自明诚(教)”:是 “学而知之” 的路径,针对普通人,需通过教育(学习儒家经典、践行礼仪)明达事理,再内化为真诚的道德品质,这是儒家 “有教无类” 思想的体现,强调教化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性。
两种路径最终殊途同归(“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体现儒家对 “天性与教化” 关系的辩证理解 —— 既肯定天性本善,也重视后天教化的作用。
(3)“尽性→赞化育→与天地参”:儒家的天人合一理想
文中从 “个人” 到 “天地” 的递进,构建了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扩展逻辑,核心是 “通过道德修养实现天人合一”:
- “尽性” 是起点:先充分发挥个人天性(诚),再推己及人(尽他人之性)、推人及物(尽万物之性),体现儒家 “仁” 的扩展(从爱己到爱人、爱物);
- “赞天地之化育” 是过程:人通过 “尽性”,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如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践行仁政),而非征服自然,体现儒家 “顺应自然、辅助自然” 的生态观;
- “与天地参” 是目标:人最终与天地并列为三,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与宇宙观,区别于西方 “征服自然” 的观念,强调人在自然中的 “参与者” 而非 “主宰者” 角色。
(4)现实意义:对当代道德与生态的启示
这段话在当代仍有价值:在道德层面,强调 “真诚” 是个人修养的核心,反对虚伪与功利,倡导通过教育提升道德水平;在生态层面,“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 的思想,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避免过度开发自然。
综上,《中庸》这段话以 “诚” 为核心,连接个人道德、社会伦理与宇宙秩序,构建了儒家 “天人合一” 的完整体系,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理解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关键意义。
解析:需结合儒家核心思想(性善论、天人合一、教化),分层次解读 “诚的内涵、修养路径、天人关系”,避免仅停留在文字表面,需挖掘其哲学与现实意义,体现对儒家思想的深度理解。
五、论述题(任选其中两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 近来有学者提倡在我国青少年中开展 “读经” 活动,并已编辑出版了一些经学读本以资推广。对此你有何看法?为什么?
答案:在青少年中开展 “读经” 活动,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尝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诸多争议,需辩证看待其价值与局限,避免 “全盘肯定” 或 “全盘否定”:
(1)“读经” 活动的积极意义:传承文化、提升素养
-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
经学(如《论语》《孟子》《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蕴含 “仁爱、诚信、孝悌、中庸” 等价值观,例如《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处世原则、“见贤思齐” 的修身理念,对培养青少年的道德品质与文化认同具有积极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读经” 能帮助青少年了解民族文化根源,避免 “文化无根”,增强文化自信。
-
提升青少年的人文素养与语言能力
经学文本语言凝练、思想深刻,阅读经学能提升青少年的古文阅读能力(如理解文言词汇、语法),同时培养其思辨能力(如分析《论语》中 “仁” 的多重含义)。例如《诗经》的文学性、《易经》的辩证思维,能丰富青少年的知识体系,弥补当代教育中 “重理科、轻人文” 的不足,提升综合素养。
-
为当代社会问题提供文化借鉴
经学中的 “和谐”“生态” 思想,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具有启示:如 “和而不同” 的理念有助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天人合一” 的思想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孝悌” 文化有助于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读经” 能让青少年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培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读经” 活动的局限与风险:需警惕复古与僵化
-
经学内容的时代局限性:需筛选与批判
经学产生于封建时代,部分内容带有封建糟粕,如 “三纲五常” 中的等级观念、“男尊女卑” 的性别歧视、“天人感应” 的迷信思想,若不加筛选地让青少年阅读,可能导致其接受落后观念,与当代 “平等、民主、科学” 的价值观冲突。例如《礼记》中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观点,不符合当代性别平等理念,必须进行批判解读。
-
“读经” 方式易陷入 “形式化” 与 “复古化”
部分 “读经” 活动流于形式,强调 “死记硬背” 而非理解,导致青少年仅能背诵文本却不懂内涵,失去 “读经” 的教育意义;更有甚者主张 “全盘复古”,否定现代教育与科学思想,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违背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的原则。例如要求青少年穿着古装读经、行跪拜礼,过度强调形式而忽视精神内核,反而不利于文化传承。
-
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协调问题
当代教育以 “科学、民主、创新” 为核心,“读经” 需融入现代教育体系,而非替代现代教育。若将 “读经” 凌驾于科学、数学、外语等学科之上,可能导致青少年知识结构失衡,影响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例如部分 “读经班” 取代义务教育,让青少年脱离系统的现代知识学习,这不符合国家教育政策与青少年成长需求。
(3)理性开展 “读经” 活动的建议:筛选、创新、融合
-
内容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编写经学读本时,需筛选符合当代价值观的内容,删除封建糟粕,例如保留《论语》的 “仁爱”“诚信”,剔除 “三纲” 的等级观念;同时结合时代需求,对经学内容进行现代解读(如用 “平等” 解读 “仁”),让青少年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
方式创新:从 “背诵” 到 “理解与实践”
改变 “死记硬背” 的方式,通过课堂讨论、情景剧、社会实践等形式,让青少年理解经学思想并践行,例如学习 “孝悌” 后,开展 “家庭感恩活动”;学习 “和而不同” 后,参与 “跨文化交流活动”,实现 “知行合一”。
-
融入现代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补充
将 “读经” 纳入中小学语文、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现代教育体系,例如在语文课堂讲解《论语》选篇,在道德课讨论经学中的价值观,与现代知识(如科学、民主)形成互补,培养 “兼具传统文化素养与现代视野” 的青少年。
总结
“读经” 活动本身并非问题,关键在于 “如何读、读什么”。理性的 “读经” 能帮助青少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素养,但需警惕复古化、形式化与内容糟粕的负面影响。只有将经学与现代价值观、现代教育体系结合,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服务于青少年的成长,而非成为历史的负担。
解析:需辩证分析 “积极意义与局限”,结合具体经学内容与当代教育政策,提出可操作的建议,避免绝对化表述,体现对 “传统文化传承” 的理性思考,突出 “筛选、创新、融合” 的核心原则。
2. “明治维新” 使日本迅速走上近代化之路,而比它晚三十年的 “戊戌维新” 却百日而终。对此加以比较和论述
答案:19 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明治维新(1868 年开始)与中国戊戌维新(1898 年,仅 103 天),均为应对西方列强侵略、推动国家近代化的改革,但结果截然不同,其差异源于两国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社会力量与改革策略的根本不同,具体比较如下:
(1)改革前的社会背景:日本 “幕藩体制” 的脆弱 vs 中国 “中央集权” 的顽固
-
日本:幕藩体制瓦解,倒幕力量强大
明治维新前,日本实行 “幕藩体制”(德川幕府统治,各藩国相对独立),幕府统治腐朽,且西方列强入侵(黑船事件)加剧社会矛盾;以萨摩、长州藩为核心的 “倒幕派”(武士、商人、新兴地主)实力强大,通过戊辰战争推翻幕府,建立天皇集权的新政府,为改革奠定政治基础,改革成为 “国家意志”。
-
中国:中央集权稳固,守旧势力庞大
戊戌维新前,中国仍为清朝中央集权统治,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满族贵族、洋务派官僚)掌控实权,光绪帝无实际权力;改革派(康有为、梁启超)仅为无实权的文人,缺乏军事与政治支持,且洋务运动(1861-1895 年)虽推动部分近代化,但未触及政治制度,守旧势力仍牢牢控制国家机器,改革阻力远大于日本。
(2)经济基础:日本 “商品经济发展” vs 中国 “小农经济主导”
-
日本:商品经济发展,新兴阶级崛起
明治维新前,日本商品经济(如大阪、江户的商业)发达,新兴地主与商人阶层(町人)积累大量财富,不满幕府的重农抑商政策,成为倒幕与改革的经济支柱;改革后,政府推动 “殖产兴业”(发展近代工业),新兴阶级通过投资工业快速壮大,为近代化提供经济支持。
-
中国:小农经济主导,近代工业薄弱
戊戌维新前,中国仍以小农经济为主,近代工业(洋务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仅占极小比例,且民族资本家力量薄弱(如张謇的大生纱厂规模有限),依赖政府与外国资本;改革提出的 “发展近代工业” 因缺乏资金与技术,且守旧势力阻挠(如反对修建铁路),难以落地,经济基础无法支撑改革。
(3)改革策略:日本 “全面且彻底” vs 中国 “激进且脱离实际”
-
日本:循序渐进,全面改革,暴力保障
明治维新采取 “全面且务实” 的策略:①政治上废藩置县、废除封建等级,建立中央集权;②经济上殖产兴业、土地改革(允许土地私有),推动工业化;③文化上文明开化(学习西方教育、生活方式),同时保留天皇权威凝聚人心;④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军队,保障改革免受守旧势力反扑(如镇压西南战争)。改革持续数十年,逐步推进,避免急功近利。
-
中国:激进冒进,脱离实际,缺乏保障
戊戌维新仅 103 天,颁布上百条改革诏令,却缺乏实施步骤与力量支持:①政治上仓促裁撤冗官、废除八股,触及大量官员与士绅利益(如科举考生反对废除八股);②经济上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铁路矿务局,却未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地方官员消极抵制;③军事上改革军队、裁汰绿营,却无近代军队掌控权,无法对抗守旧势力;④文化上设立京师大学堂,却忽视教育改革的长期性,导致改革措施流于表面。最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改革失败。
(4)外部环境:日本 “列强关注较少” vs 中国 “列强深度干涉”
-
日本:列强忙于侵略中国,改革空间较大
明治维新期间(19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列强主要侵略目标是中国(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对日本关注较少,且日本通过 “脱亚入欧” 策略(学习西方制度),获得列强一定程度的认可,改革外部压力较小。
-
中国:列强瓜分狂潮,改革受制于外
戊戌维新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列强掀起瓜分狂潮(如德国强占胶州湾),国家主权严重丧失;改革提出的 “发展近代工业”“军事改革”,因列强控制中国经济与军事(如控制铁路、海关),难以自主推进,且列强担心改革增强中国实力,暗中支持守旧势力,外部环境不利于改革。
(5)历史启示:改革需 “实力支撑、务实策略、群众基础”
明治维新与戊戌维新的对比表明,成功的改革需具备三个条件:①强大的改革力量与政治权威(如日本倒幕派);②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新兴阶级支持(如日本商人与地主);③务实的策略与循序渐进的推进(避免激进)。戊戌维新的失败则警示:脱离实际、缺乏力量支持的激进改革,必然被守旧势力扼杀,这对后世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解析:需从 “背景、经济、策略、外部环境” 四方面对比,结合具体改革措施与历史事件(如倒幕战争、戊戌政变),避免泛泛而谈,突出两国的 “根本性差异”,同时总结历史启示,体现对改革规律的深度理解。
3. 儒家与法家的主要分歧何在?法家的 “法治” 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 “以法治国” 有何不同?试论之
答案:儒家与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思想流派,均为解决 “礼崩乐坏” 的社会问题提出方案,但核心主张截然不同;法家的 “法治” 与现代 “以法治国” 虽均强调 “法律的作用”,但本质与目标差异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一、儒家与法家的主要分歧:从 “治国理念” 到 “人性认知”
-
人性认知:性善论 vs 性恶论
- 儒家(孔子、孟子)主张 “性善论”(孟子提出 “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先天具有 “仁、义、礼、智” 的善端,治国需通过道德教化(如礼乐、教育)引导人发挥善性,实现 “德治”,反对暴力与刑罚(孔子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法家(商鞅、韩非)主张 “性恶论”(荀子提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法家继承并发展),认为人天性趋利避害(如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仅靠教化无效,需通过法律与刑罚约束人性,实现 “法治”。
-
治国核心:德治仁政 vs 法治强权
- 儒家以 “德治” 为核心,主张 “为政以德”(孔子),强调统治者需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推行仁政(孟子 “制民之产”),通过礼乐制度规范社会秩序,重视道德伦理(如 “孝悌”“诚信”),反对过度依赖法律(“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追求 “无讼” 的和谐社会。
- 法家以 “法治” 为核心,主张 “以法为本”(韩非),强调法律是治国的唯一标准,需 “法不阿贵”(法律面前贵族与平民平等,商鞅 “刑无等级”),通过严刑峻法(如连坐制)威慑民众,重视耕战(商鞅 “重农抑商、奖励军功”),追求 “富国强兵” 的功利目标。
-
权力基础:君主道德 vs 君主强权
- 儒家认为君主的权力基础是 “道德威望”,主张 “君仁臣忠”,若君主无道,民众可 “革命”(孟子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强调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民本思想,限制君主权力。
- 法家认为君主的权力基础是 “强权与术势”(韩非 “法、术、势” 结合),主张君主需掌握绝对权力(“势者,胜众之资也”),通过 “术”(权术)驾驭臣子,通过 “法” 控制民众,反对限制君主权力,认为 “君主要尊,法令要行”,民众需绝对服从。
-
社会秩序:礼乐等级 vs 法律统一
- 儒家维护 “礼乐等级制度”,主张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不同等级的人需遵守不同礼仪(如贵族与平民的服饰、礼仪差异),通过等级实现社会秩序,承认等级差异的合理性。
- 法家反对礼乐等级,主张 “以法破礼”,认为法律是统一社会秩序的唯一标准,需 “一断于法”(无论等级,均按法律判断),通过法律消除等级特权(商鞅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实现 “富国强兵” 的功利目标。
二、法家 “法治” 与现代 “以法治国” 的本质不同
法家的 “法治” 虽强调 “法律的作用”,但与现代 “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存在根本差异,核心区别在于 “法律的本质、目的与价值”:
-
法律的本质:君主工具 vs 全民意志
- 法家 “法治” 的法律是 “君主意志的体现”,由君主制定,服务于君主专制(如商鞅变法的法律由秦孝公颁布,韩非主张 “法者,君之命也”),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君主统治,民众是法律的约束对象,而非制定主体。
- 现代 “以法治国” 的法律是 “全民意志的体现”,由立法机关(如议会)制定,基于宪法与民主程序,反映民众的共同利益,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如自由、平等),政府与民众均需遵守法律,法律是 “社会契约” 的体现。
-
法律的目的:富国强兵 vs 保障权利
- 法家 “法治” 的核心目的是 “富国强兵”,为实现这一功利目标,可牺牲民众权利(如商鞅的连坐制、韩非的 “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法律具有 “工具性”,缺乏对人权的保障,甚至成为君主镇压民众的手段。
- 现代 “以法治国” 的核心目的是 “保障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平”,法律不仅是 “社会管理工具”,更是 “权利保障屏障”,强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人权保障”(如禁止酷刑、保护公民自由),追求 “公平、正义、民主” 的价值目标。
-
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权力凌驾法律 vs 法律制约权力
- 法家 “法治” 中,君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君主可随意制定、修改或废除法律(如秦二世修改商鞅法律),法律是君主权力的延伸,无法制约君主权力,本质是 “人治下的法治”(君主个人意志决定法律)。
- 现代 “以法治国” 中,法律凌驾于权力之上,任何组织与个人(包括政府)均需遵守法律,权力受法律制约(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通过宪法与法律限制权力滥用,本质是 “法治下的权力运行”,避免个人意志主导法律。
-
适用范围:等级性 vs 普遍性
- 法家 “法治” 虽主张 “法不阿贵”,但本质仍维护君主与统治阶级利益,君主与统治阶层可享有法律特权(如韩非主张君主 “独断”),法律对民众的约束远严于对统治者的约束,存在隐性的等级性。
- 现代 “以法治国” 强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任何组织或个人享有法律特权,法律的适用范围覆盖全体公民与组织,包括政府官员,体现 “普遍性与公平性”,是民主社会的核心特征。
三、总结
儒家与法家的分歧源于对人性、治国目标的不同认知,儒家追求 “道德和谐”,法家追求 “功利强权”,两者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法家的 “法治” 是君主专制的工具,与现代 “以法治国” 的 “权利保障、权力制约” 本质不同,不可混淆。在当代,需批判继承法家 “重视法律作用” 的思想,同时摒弃其 “君主专制、忽视人权” 的局限,推动 “以法治国” 的民主与公平目标实现。
解析:需先明确儒家与法家的 “四大分歧”,再从 “法律本质、目的、权力关系、适用范围” 对比法家与现代法治的差异,结合代表人物与思想(如孔子、商鞅、韩非),避免概念混淆,突出 “本质不同”,体现对传统思想与现代法治的深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