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宁夏大学 711 人文地理学考研真题样题

一、概念辨析（每题 6 分，共计 36 分）

1. 洪堡与李特尔

• 洪堡（亚历山大・冯・洪堡）：注重 “实证探索与自然关联”，通过实地考察（如美洲探险）收集地理数据，强调自然地理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关联性，提出 “自然综合体” 思想，为人文地理学提供了实证研究基础，推动了地理学的科学化发展。
• 李特尔（卡尔・李特尔）：侧重 “人文视角与价值关联”，以 “人地关系” 为核心，主张地理学应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尤其关注不同区域人文现象的差异性与地理环境的因果联系，其思想为人文地理学确立了 “以人类为中心” 的研究方向。
  二者共同奠定了近代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洪堡偏向 “自然基础”，李特尔偏向 “人文应用”，互补推动了地理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形成。

2. 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

• 物质文化景观：指具有实体形态、可直接观察的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有形产物，如建筑（故宫、教堂）、道路、农田、雕塑等，其特征可反映区域文化特色与人类利用自然的方式，且随时间推移易发生形态变化。
• 非物质文化景观：指无实体形态、依托人类行为或精神载体存在的文化景观，如语言、宗教信仰、传统习俗（春节、狂欢节）、艺术形式（戏曲、音乐）、技术工艺等，其传承依赖人类的记忆与实践，更能体现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历史延续性。
  二者相互关联，物质文化景观是 non-material 文化景观的载体（如寺庙是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非物质文化景观则赋予物质文化景观精神内涵，共同构成区域文化的完整面貌。

3. 形式城市化和功能城市化

• 形式城市化（又称人口城市化）：以 “人口与空间形态” 为核心衡量指标，指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的过程，常用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市用地规模扩张” 等量化指标体现，反映城市化的 “表层形态变化”，是城市化的基础阶段。
• 功能城市化（又称经济社会城市化）：以 “城市功能完善与辐射能力” 为核心衡量指标，指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向周边区域渗透，如产业集聚、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完善、交通通信网络升级、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化等，反映城市化的 “深层质量提升”，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
  健康的城市化需二者协调，若仅追求形式城市化（如盲目扩张城市用地、吸引人口却无产业支撑），易导致 “虚假城市化”；若功能城市化滞后，则会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4. 地理物象与心理图谱

• 地理物象：指人类通过感官（视觉、听觉等）与经验，对特定地理环境（如某条街道、某个城市）形成的主观印象与认知模型，是个体对地理环境的 “碎片化、个性化认知”，具有主观性（不同人对同一地点的地理物象可能不同）、简化性（仅保留关键特征，忽略细节），如 “某人认为‘上海是繁华、快节奏的城市’” 即其对上海的地理物象。
• 心理图谱（又称认知地图）：指人类将不同地理物象整合后，形成的关于某一区域（如居住区、城市、国家）的 “空间关系认知框架”，是地理物象的 “系统化、结构化呈现”，可反映个体对区域内地点的位置、距离、关联的认知，如 “某人能在脑海中勾勒出‘家 - 学校 - 超市’的路线关系”，即其对该区域的心理图谱。
  地理物象是心理图谱的 “构成单元”，心理图谱是地理物象的 “整合结果”，二者共同影响人类的空间行为（如出行路线选择、居住地点偏好）。

5. 民族与种族

• 民族：以 “文化属性” 为核心划分依据，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如价值观、习俗）的稳定人群共同体，属于 “社会文化范畴”，其身份可通过后天学习与文化认同获得（如移民融入当地民族文化），且民族划分具有灵活性（同一民族可包含不同种族成分），如汉族、藏族、日耳曼民族等。
• 种族：以 “生理遗传属性” 为核心划分依据，指根据人类体质特征（如肤色、毛发、面部特征、血型）划分的人群类型，属于 “生物学范畴”，其特征由遗传决定，无法通过后天改变，传统上分为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等，但现代生物学认为 “种族” 的划分缺乏严格科学依据，更多是历史与社会建构的结果。
  二者无必然对应关系，同一种族可包含多个民族（如白色人种包含日耳曼民族、法兰西民族），同一民族也可包含多个种族（如美国的 “美利坚民族” 包含白人、黑人、黄种人等），且民族认同比种族认同更易随社会环境变化。

6. 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与国家中心性区域

• 国家政治地理结构：指国家内部政治要素（如行政区域、权力中心、政治边界）的空间分布与相互关系，是国家政治系统的 “整体空间框架”，包含 “核心区域”“边缘区域”“边界区域” 等子系统，反映国家政治权力的空间分配与控制格局，如中国的 “中央 - 省 - 市 - 县” 行政层级结构，即属于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国家中心性区域：指在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中，具有 “核心主导功能” 的区域，是国家政治权力、经济中心、文化枢纽的集中地，如首都（北京、华盛顿）、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纽约），其功能包括统筹全国行政事务、集聚高端产业、辐射文化与技术资源等，对边缘区域具有 “带动与控制作用”，是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 “核心节点”。
  国家中心性区域是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 “核心组成部分”，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则为中心性区域提供功能支撑与空间保障，二者共同决定国家的政治稳定性与区域发展均衡性。

二、简答（1 题、4 题和 5 题每题 14 分，2 题和 3 题每题 6 分，共计 54 分）

1. 简述人地关系论主要流派的思想

1. 环境决定论（19 世纪末 - 20 世纪初）：
   • 代表人物：拉采尔（F. Ratzel）、森普尔（E. Semple）。
   • 核心思想：认为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的生理特征、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等均由自然环境（如气候、地形、土壤）决定，如 “热带地区气候炎热导致人类懒惰、经济落后” 的观点，该理论夸大了自然环境的作用，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2. 可能论（又称或然论，20 世纪初）：
   • 代表人物：白兰士（P.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J. Brunhes）。
   • 核心思想：反对环境决定论的 “绝对化”，认为 “自然环境为人类活动提供多种可能性，人类可根据自身需求与能力选择利用方式”，即 “自然是舞台，人类是演员”，如同一区域（如平原）可发展农业或工业，取决于人类的技术水平与经济需求，该理论首次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对人地关系论的重要修正。
3. 适应论（20 世纪中期）：
   • 代表人物：罗克斯比（P. M. Roxby）。
   • 核心思想：认为 “人地关系的本质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这种适应包括 “生理适应”（如高海拔地区人类的缺氧适应）与 “文化适应”（如干旱地区发展绿洲农业、游牧业），且适应是 “动态过程”—— 人类通过技术创新（如灌溉技术）不断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该理论更注重人地关系的 “互动性” 与 “动态性”。
4. 生态论（20 世纪中后期）：
   • 代表人物：巴罗斯（H. H. Barrows）。
   • 核心思想：将 “生态学原理” 引入人地关系研究，认为 “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地关系是‘人类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能量循环关系”，人类活动需遵循生态平衡规律，否则会导致生态失衡（如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该理论为 “可持续发展” 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5. 人地协调论（20 世纪后期至今）：
   • 核心思想：是当前人地关系论的主流，强调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共生”，既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也重视人类通过科学技术与制度创新（如环境保护法、绿色发展政策）实现对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目标是实现 “人地和谐” 与可持续发展，如 “碳中和”“生态文明建设” 均体现了人地协调论的实践应用。

2. 简要说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地理社会调查方法

1. 问卷调查法：通过设计标准化问卷，向研究区域内的样本群体（如居民、游客、企业员工）收集数据，适用于了解群体的态度、行为、认知（如 “居民对城市交通拥堵的满意度调查”），优点是样本量大、数据可量化，缺点是问卷设计需科学（避免引导性问题），且依赖受访者的配合度。
2. 访谈法：分为结构化访谈（按固定提纲提问）与非结构化访谈（自由交流），适用于深入了解个体或群体的深层需求与经验（如 “乡村振兴中农民的生产生活变化访谈”），优点是能获取细节信息与情感态度，缺点是耗时较长、样本量小，需访谈者具备良好沟通能力。
3. 观察法：研究者直接到研究现场（如社区、市场、景区）观察人文现象的实际发生过程，分为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如 “融入游牧民族生活观察其迁徙规律”）与非参与式观察（仅旁观记录，如 “观察商场顾客的消费行为”），优点是数据真实客观，缺点是易受研究者主观视角影响，且难以观察隐性行为（如心理活动）。
4. 文献法：收集研究区域已有的文字、数据资料（如政府统计年鉴、地方志、历史文献、遥感影像），通过整理分析获取信息，适用于研究历史变迁或大尺度区域问题（如 “某城市近 50 年人口结构变化研究”），优点是节省时间成本、数据范围广，缺点是需辨别文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

3. 何为胡焕庸线？试分析其形成原因

• 胡焕庸线的定义：1935 年由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又称 “黑河 - 腾冲线”，该线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原瑷珲）至云南省腾冲市，大致呈东北 - 西南走向，线东南侧面积约占全国 43%，人口却占全国 94% 以上；线西北侧面积约占全国 57%，人口仅占全国 6% 以下，是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文化差异的核心分界线。
• 形成原因：
  1. 自然环境差异：线东南侧以平原、丘陵为主，气候湿润（属于季风气候区），降水充沛，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适宜农业发展与人类居住；线西北侧以高原、沙漠、戈壁为主，气候干旱（属于非季风气候区），降水稀少，水资源短缺，自然条件恶劣，限制了农业生产与人口集聚。
  2. 历史发展差异：线东南侧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积累丰富，城镇发展起步早；线西北侧历史上多为游牧民族活动区域，农业开发晚，人口密度长期较低，且受战乱、自然灾害影响更大，人口增长缓慢。
  3. 经济基础差异：线东南侧交通便利（沿海、沿江港口众多），工业、服务业（如制造业、旅游业）集聚，就业机会多，经济发展水平高，进一步吸引人口迁入；线西北侧交通不便，产业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外流现象明显，加剧了人口分布的不均衡。

4. 简述拉文斯坦（E.G. Ravenstein）的人口迁移法则

1. 迁移规模与距离的关系：短距离迁移人口多于长距离迁移人口，大多数人口迁移发生在邻近区域（如农村向周边城镇迁移），长距离迁移（如跨国家、跨大洲迁移）的人口占比低，原因是短距离迁移的成本（时间、金钱）更低，且迁移者对目的地环境更熟悉。
2. 迁移的 “阶梯性”：人口迁移呈 “阶梯式” 推进，如农村人口先迁移至小城镇，再从小城镇迁移至中等城市，最后从大城市迁移至特大城市，而非直接从农村迁移至特大城市，这是因为迁移者需逐步适应城市生活与就业环境，降低迁移风险。
3. 迁移的 “方向性”：人口迁移具有明显的 “向心趋势”，即人口主要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经济落后区域向经济发达区域迁移，这是由于城市与发达区域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
4. 迁移者的 “性别差异”：短距离迁移中，女性迁移者多于男性；长距离迁移中，男性迁移者多于女性，原因是短距离迁移多与家庭生活（如婚姻、照顾家人）相关，女性参与度更高；长距离迁移多与就业（如务工、经商）相关，传统上男性参与度更高（现代社会该差异逐渐缩小）。
5. 迁移者的 “年龄差异”：青壮年（15-45 岁）是人口迁移的主体，这一年龄段人群劳动力强、就业需求高，且家庭负担相对较轻，更易适应迁移后的生活，而儿童、老年人迁移意愿较低，多随家庭迁移（非主动迁移）。
6. 迁移的 “反向性”：人口迁移存在 “反向迁移”（即回流迁移），部分迁移者在目的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因就业失败、思乡、家庭原因等返回原居住地，反向迁移的比例随迁移距离增加而降低，短距离迁移的回流率更高。

5. 何为综合国力？影响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 综合国力的定义：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的全部实力与潜力的总和，包括 “硬实力”（有形资源）与 “软实力”（无形资源），不仅体现为军事、经济等显性力量，也包括文化、制度等隐性力量，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基础。
• 影响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
  1. 经济实力（核心硬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包括 GDP 总量、人均 GDP、产业结构（如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对外贸易规模、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稳定性等，经济实力决定了国家对资源的掌控能力与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如美国、中国因经济实力强，在全球贸易中具有话语权）。
  2. 军事力量（关键硬实力）：包括军队规模、武器装备水平（如核武器、航母、隐形战机）、军事科技研发能力、国防预算等，军事力量是国家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与国际利益的保障，如俄罗斯凭借强大军事力量，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保持重要地位。
  3. 科技实力（核心竞争力）：包括科研投入（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科技人才数量（科学家、工程师）、重大科技成果（如航天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科技转化能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产品的效率），科技实力决定国家的长期发展潜力，如美国在芯片、航天领域的科技优势，支撑其综合国力领先地位。
  4. 资源禀赋（基础支撑）：包括自然资源（矿产、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人口规模、劳动力素质、教育水平），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沙特阿拉伯因石油资源丰富，经济实力较强），人力资源则决定了国家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如日本虽自然资源匮乏，但凭借高素质劳动力，科技与经济实力突出）。
  5. 政治与制度实力（软实力核心）：包括政治稳定性（如政府治理能力、社会秩序）、制度优势（如民主制度、法治环境、政策执行力）、国际联盟与外交影响力（如加入北约、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国际组织决策），政治制度稳定与外交影响力能增强国家的国际信任度，如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6. 文化软实力（隐性影响力）：包括民族文化吸引力（如语言、文学、艺术、传统文化）、价值观传播（如民主、自由、和平发展理念）、国际媒体影响力（如电影、电视、网络平台的文化输出），文化软实力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国家的认知，如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传播其价值观，增强国际影响力。

三、论述（每题 20 分，共计 60 分）

1. 形成城市地域结构的动力有哪些？试分析您所在城市的地域结构特征

（一）形成城市地域结构的核心动力

1. 经济动力（根本动力）：
   • 集聚力：指企业、人口向某一区域集中的力量，源于 “规模经济” 与 “协作效应”，如商业区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如西安钟楼 - 鼓楼商圈），是因为市中心交通便利、人流量大，能降低企业的营销成本，且商家集聚可形成 “商业氛围”，吸引更多消费者；工业区集聚（如西安经开区）则可共享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减少生产协作成本。
   • 离散力：指企业、人口从某一区域分散的力量，源于 “竞争排斥” 与 “环境压力”，如市中心土地租金过高，导致占地面积大、利润较低的工业企业向郊区迁移（西安莲湖区的传统工厂迁至临潼区）；同时，市中心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促使部分居民向郊区住宅区（如西安长安区、鄠邑区）迁移，形成 “郊区化” 趋势。
   • 地租差异：城市不同区域的地租水平不同（市中心最高，向郊区递减），直接决定功能区分布 —— 商业区（付租能力最强）占据市中心，住宅区（付租能力次之）分布在商业区外围，工业区（付租能力最弱）分布在城市边缘，即 “同心圆模式” 的核心逻辑。
2. 社会动力：
   • 人口特征差异：不同收入、职业、文化背景的人群，对居住环境的需求不同，导致 “居住分异”，如西安的 “曲江新区” 因环境优美、配套高端（如曲江池、大雁塔景区），集中了高收入人群的高档住宅区；而 “灞桥区” 因靠近工业区、房价较低，多为低收入人群的普通住宅区。
   • 政策与规划引导：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如 “西安都市圈规划”）、土地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如地铁、公路）引导功能区布局，如西安通过建设 “西安国际港务区”，推动物流、贸易功能向东北部集中；通过地铁 3 号线连接高新区与港务区，带动沿线住宅区与商业区发展。
3. 交通动力：
   • 交通线路的走向与节点（如地铁站、火车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直接影响功能区分布，如西安北站（高铁站）周边形成了以交通枢纽为核心的商业区（如熙地港购物中心）与商务办公区；地铁 2 号线（连接西安北站与韦曲南站）沿线，涌现出多个 “地铁口商圈”（如小寨商圈、钟楼商圈），带动周边住宅与商业的发展。

（二）西安市地域结构特征分析（结合上述动力）

1. 整体结构：呈 “核心 - 外围” 圈层式布局，叠加 “轴带延伸” 特征，符合 “同心圆模式” 与 “扇形模式” 的结合体。
   • 核心区（城墙内及周边）：以 “商业 + 文化” 功能为主，如钟楼 - 鼓楼商圈（集中了开元商城、民生百货等大型商场）、南门商圈，同时分布有历史文化景区（如碑林博物馆、明城墙），是西安的商业与文化核心，地租最高，集聚力最强。
   • 中间圈层（二环至三环之间）：以 “住宅 + 配套服务” 功能为主，如雁塔区、未央区，分布有大量中档住宅区（如雁塔区的电子城板块），配套学校、医院、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是西安人口居住的主要区域，地租中等，离散力与集聚力相对平衡。
   • 外围圈层（三环以外）：以 “工业 + 物流 + 新兴住宅” 功能为主，如经开区（工业集聚，以汽车制造、装备制造为主）、国际港务区（物流与贸易功能）、长安区（新兴住宅区，承接核心区外迁人口），地租较低，离散力主导（工业与住宅分散布局）。
2. 特色特征：受 “历史文化” 与 “政策规划” 影响显著。
   • 历史文化驱动的功能区：西安作为古都，历史文化景区（大雁塔、兵马俑、大明宫）周边形成 “文化旅游区”，如大雁塔周边的 “大唐不夜城”，融合商业、旅游、文化功能，成为西安的标志性区域，体现了 “文化动力” 对地域结构的塑造。
   • 政策驱动的新兴板块：如 “西安高新区”（国家级高新区），通过政府政策扶持（税收优惠、人才引进），集聚了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如华为西安研究院、比亚迪研发中心），形成 “产城融合” 的科技新区，打破了传统圈层结构，沿 “西沣路 - 锦业路” 轴带延伸，体现了政策对地域结构的引导作用。
3. 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 问题：核心区交通拥堵（如钟楼商圈早晚高峰）、外围区公共服务滞后（如长安区部分郊区学校、医院资源不足）、工业与住宅混杂（如灞桥区部分区域）。
   • 趋势：未来将进一步 “多中心” 发展，通过建设 “西安东站”“咸阳机场三期” 等交通枢纽，带动外围副中心（如临潼副中心、鄠邑副中心）发展；同时，推动 “产城融合”，减少工业与住宅的混杂，提升城市地域结构的合理性。

2. 画图说明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和旅游通道的关系，结合实例谈谈旅游活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一）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和旅游通道的关系（文字描述替代画图）

• 旅游客源地：指产生游客的区域，通常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闲暇时间多的地区，如中国的 “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南京）、“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是国内主要的旅游客源地，游客从这里出发前往目的地。
• 旅游目的地：指游客前往的、具有旅游吸引物（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区域，如云南丽江（古城、雪山）、四川九寨沟（自然景观）、陕西西安（历史文化），是旅游活动的核心载体，为游客提供游览、住宿、娱乐等服务。
• 旅游通道：指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的交通线路及服务设施，包括 “交通通道”（如飞机、高铁、公路）与 “服务通道”（如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如从上海（客源地）到丽江（目的地）的旅游通道，包括 “上海 - 丽江的航班 / 高铁”（交通通道）、“携程 / 飞猪的旅游产品预订服务”（服务通道），是游客实现空间移动的必要条件。

（二）旅游活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结合 “云南丽江市” 实例）

1. 积极影响（主导方面）：
   • 带动经济增长，增加 GDP 与财政收入：丽江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2023 年接待游客超 60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 1000 亿元，占丽江 GDP 的比重超 50%，旅游业直接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同时旅游税收（如酒店住宿税、餐饮增值税）成为丽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景区维护）提供资金。
   • 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涵盖 “吃、住、行、游、购、娱” 六大领域，丽江的酒店服务员、导游、出租车司机、商铺店员、非遗手工艺品制作者等，超 70% 的就业人口直接或间接依赖旅游业，尤其为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丽江周边纳西族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减少了农村贫困。
   •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丽江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繁荣，如住宿业（从传统客栈发展为高端酒店，如丽江悦榕庄）、餐饮业（纳西族特色餐饮如腊排骨火锅、黑山羊火锅普及）、零售业（民族手工艺品店、特产店集聚）、交通运输业（丽江三义机场扩建、高铁开通），使丽江的产业结构从 “农业主导” 转向 “服务业主导”，更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趋势。
   •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 “旅游产业链”：旅游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自身领域，还带动了上游产业（如农产品种植，为餐饮提供食材；手工艺品生产，为旅游购物提供商品）与下游产业（如旅游文创设计、在线旅游平台服务），如丽江的 “雪桃种植” 因旅游游客的消费需求扩大规模，成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旅游文创产品（如纳西族东巴文饰品）的开发，带动了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 促进区域间经济交流，吸引外部投资：旅游业使丽江成为知名的 “区域名片”，吸引了外部资本（如华侨城集团投资丽江文旅项目）进入，同时游客带来的外部消费（如购买特产、预订高端酒店）促进了区域间的资金流动，提升了丽江的经济开放度。
2. 负面影响（需警惕与应对）：
   • 经济过度依赖旅游业，抗风险能力弱：丽江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度过高，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如疫情、自然灾害），经济易受重创，如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丽江游客数量骤降，大量酒店、餐馆停业，失业率上升，GDP 增速大幅下滑，暴露了 “单一产业结构” 的风险。
   • 导致 “旅游通货膨胀”，推高当地物价与房价：大量游客的涌入增加了对商品与住房的需求，导致丽江的物价（如餐饮、日用品价格）高于周边城市，房价（尤其是景区周边的住宅与商铺）快速上涨，不仅增加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成本，还可能导致 “居民外迁”，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出现 “季节性经济波动”，资源利用不均衡：丽江的旅游业具有明显的 “季节性”（旺季为 4-10 月，淡季为 11-3 月），旺季时酒店爆满、交通拥堵，资源供不应求；淡季时大量旅游设施（酒店、景区设备）闲置，员工失业或收入下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稳定。
   • 部分区域出现 “旅游飞地经济”，当地收益有限：部分大型旅游项目（如外来资本建设的高端度假村）的利润多流向外部投资者，当地居民仅能获得低工资的就业岗位，无法充分分享旅游经济红利，导致 “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如丽江部分偏远景区周边的村民，未能有效参与旅游经营，经济收入提升有限。
3. 应对建议：
   • 推动 “旅游 +” 融合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如发展 “旅游 + 农业”（休闲农业、采摘园）、“旅游 + 文化”（非遗体验、文化演艺）、“旅游 + 康养”（温泉康养、森林康养），减少对传统观光旅游的依赖，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
   • 加强政府调控，抑制不合理物价与房价：通过出台 “旅游旺季物价管控政策”（如限定酒店最高房价、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建设 “保障性住房”，保障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 开发 “淡季旅游产品”，平衡季节性波动：如冬季推出 “丽江雪山滑雪”“纳西族春节民俗体验” 等产品，吸引游客淡季到访，提高旅游设施的利用率。
   • 鼓励 “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完善收益分配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如低息贷款、培训），支持当地居民开办客栈、餐馆、手工艺品店，让居民更多分享旅游经济红利，促进 “旅游富民”。

3. 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谈谈您对生态移民的看法

（一）生态移民的核心价值（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积极意义）

1. 缓解人地矛盾，实现 “人地协调”：

   生态脆弱区（如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宁夏西海固地区）的人口长期依赖 “粗放式农业”（如过度开垦、过度放牧）生存，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如土地沙漠化、水资源枯竭），形成 “贫困 - 破坏生态 - 更贫困” 的恶性循环。生态移民将人口从这些区域迁出，可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创造条件，如宁夏西海固移民工程实施后，迁出区的森林覆盖率从 1982 年的 5.8% 提升至 2023 年的 30% 以上，实现了 “人退绿进”，推动人地关系从 “冲突” 走向 “协调”，符合人文地理学 “人地协调论” 的核心思想。
2.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缩小 “区域差异”：

   生态脆弱区多为经济落后区域（如中国西部的生态贫困县），交通不便、产业基础薄弱、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短缺，而生态移民的迁入地多为 “经济较发达、基础设施完善” 的区域（如宁夏银川平原、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移民迁入后，可共享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如工业园区务工、农业产业化项目）、公共服务资源，如西海固移民迁入银川周边的 “闽宁镇” 后，子女可进入现代化学校就读，居民可享受标准化的医疗服务，不仅提高了移民的生活质量，还缩小了 “生态脆弱区” 与 “经济发达区” 的发展差距，符合人文地理学 “区域协调发展” 的目标。
3. 推动移民 “社会转型”，提升人口素质：

   生态脆弱区的居民多以传统农业、畜牧业为生，生产方式落后、文化水平较低。生态移民后，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 从 “靠天吃饭” 的传统农业转向 “工业化、城镇化” 背景下的务工、经商或现代农业（如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同时通过迁入地的教育、培训（如职业技能培训、普通话培训），移民的文化水平与劳动技能得到提升，如闽宁镇的移民通过培训成为葡萄酒酿造师、光伏电站运维员，实现了 “从农民到产业工人” 的转型，推动了人口素质的整体提升，符合人文地理学 “人口与社会发展互动” 的研究范畴。

（二）生态移民面临的挑战（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问题）

1. 文化适应困难，导致 “文化冲突” 与 “身份认同危机”：

   生态移民多为少数民族或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的群体（如内蒙古的蒙古族牧民、宁夏的回族居民），其传统生活方式（如游牧、窑洞居住）、语言（如蒙古语、回族方言）、习俗（如宗教信仰、节日仪式）与迁入地的文化存在差异。移民迁入后，可能面临 “文化排斥”（如语言不通导致的沟通障碍、习俗差异引发的误解），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甚至出现 “身份认同混乱”（既无法完全脱离原有的文化身份，又难以融入新的文化环境），如部分蒙古族牧民迁入城镇后，因无法适应定居生活与汉族文化，出现 “返乡意愿”，影响移民的稳定性，这涉及人文地理学 “文化地理” 中的 “文化整合” 与 “身份认同” 问题。
2. 就业与生计可持续性不足，易陷入 “二次贫困”：

   部分生态移民工程存在 “重迁移、轻就业” 的问题，迁入地虽提供了住房与基础设施，但缺乏稳定的就业岗位与产业支撑。移民因文化水平低、缺乏非农技能，难以在迁入地的工业或服务业中找到长期工作，若仅依赖政府补贴或短期务工，易陷入 “二次贫困”。例如，某西部生态移民迁入地因工业园区建设滞后，移民只能从事临时性的建筑零工，收入不稳定，部分家庭甚至因生活成本上升（如房租、水电费），生活水平较迁出前未明显改善，这违背了人文地理学 “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匹配” 的原则。
3. 迁入地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可能引发 “新的人地矛盾”：

   若生态移民的迁入地选择不当或人口规模过大，可能超出迁入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新的生态问题。例如，部分迁入地位于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本就短缺，大量移民的迁入增加了生活用水与农业用水需求，可能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土地盐碱化；同时，移民聚居区的生活垃圾、污水排放若处理不当，还会污染当地的土壤与水源，形成 “迁出区生态改善，迁入区生态恶化” 的新问题，违背了生态移民 “保护生态” 的初衷，涉及人文地理学 “资源环境承载力” 的核心概念。
4. 社会网络断裂，影响移民的 “社会支持系统”：

   生态脆弱区的居民多依赖 “血缘、地缘” 形成的社会网络（如家族互助、邻里帮扶）获取生活支持，而生态移民通常采取 “集中安置” 的方式，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网络。移民在迁入地缺乏亲友支持，遇到困难（如疾病、失业）时难以获得帮助，同时与原住地的联系逐渐减少，导致 “社会孤立”，影响其心理健康与生活满意度，这涉及人文地理学 “社会地理” 中的 “社会网络与空间关系” 问题。

（三）优化生态移民的对策建议（基于人文地理学视角）

1. 注重 “文化整合”，保障移民的文化权益：
   • 在迁入地建设 “文化适应平台”，如设立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室、传统习俗展示区，鼓励移民保留与传承自身文化；
   • 开展 “跨文化交流活动”（如迁入地与迁出地居民的联谊活动、文化节），促进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相互理解；
   • 尊重移民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在公共服务（如饮食、节日放假）中体现文化包容性，减少文化冲突。
2. 强化 “产业支撑”，确保就业与生计可持续：
   • 迁入地提前规划 “移民配套产业”，如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如纺织、农产品加工）、特色农业（如设施蔬菜、特色养殖）、乡村旅游，为移民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 开展 “针对性技能培训”，根据迁入地产业需求，对移民进行普通话、职业技能（如电工、月嫂、电商运营）培训，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 鼓励移民自主创业，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创业补贴、场地支持，支持移民开办小店、合作社，增强生计自主性。
3. 科学评估 “资源环境承载力”，避免新的生态问题：
   • 迁入地选择前，通过人文地理学的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方法”（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容量测算），确定合理的移民规模，避免过度集聚；
   • 在迁入地建设 “生态环保设施”（如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推广节水农业、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降低移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 建立 “迁入地生态监测机制”，定期跟踪生态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移民安置策略。
4. 重构 “社会网络”，增强移民的社会支持：
   • 采用 “组团安置” 方式，将迁出地的同一村落、家族移民集中安置在迁入地的同一区域，保留原有的血缘与地缘网络；
   • 建立 “移民互助组织”（如移民协会、志愿者团队），鼓励移民相互帮助，同时搭建 “线上联系平台”，方便移民与原住地亲友保持联系；
   • 迁入地社区工作人员加强与移民的沟通，及时了解其需求，提供心理疏导与生活帮助，缓解社会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