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安徽师范大学考博真题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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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一:中国古代文学史、文论(六题选五题)
题目一:试论述楚辞在诗歌样式、精神气质和艺术形象上对汉乐府的影响。
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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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样式:打破格律局限,强化叙事与节奏表现力
- 句式创新的继承:楚辞突破《诗经》四言句式的单一性,开创杂言体(如《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长短句结合),并以 “兮” 字调节节奏、抒发情感。汉乐府直接借鉴这一特点,以杂言为主,句式灵活多变,如《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彻底摆脱四言诗的格律束缚,更能适应对现实生活场景的描绘;
- 叙事手法的延续:楚辞善用 “铺陈描摹” 展开叙事(如《九歌》对祭祀仪式、神灵形象的细致刻画),汉乐府进一步强化这一手法,通过细节铺叙构建完整情节,如《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 “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 的梳妆细节、婚礼筹备场景的细致描写,使诗歌叙事更具完整性与画面感,为后世叙事诗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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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气质:延续 “缘情” 传统,聚焦现实民生的情感表达
- 抒情内核的传承:楚辞以 “忠君爱国” 与 “愤懑抒情” 为核心精神(如屈原《离骚》中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理想坚守、报国无门的悲怆),奠定中国诗歌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抒情传统;
- 现实维度的拓展:汉乐府继承这一抒情内核,同时将情感表达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多反映底层民生疾苦与社会矛盾,如《东门行》写贫苦百姓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的生存困境,《十五从军征》诉老兵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的战争创伤,形成 “写实与抒情并重” 的精神气质,使诗歌从 “个人情志抒发” 延伸至 “社会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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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象:借鉴象征手法,丰富形象的内涵与表现力
- 象征体系的吸收:楚辞构建 “香草美人” 的象征体系(以香草喻高尚品德,以美人喻君主或理想),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使形象兼具具象性与精神内涵;
- 写实与象征的融合:汉乐府虽以写实形象为主,但吸收楚辞象征手法,赋予平凡形象深层意义,如《陌上桑》中的罗敷,既以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的写实描写展现美貌,又以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的坚定言行象征坚贞品格;此外,楚辞 “宏大奇幻” 的想象(如《离骚》的天界巡游)也影响汉乐府的浪漫色彩,如《上邪》以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的夸张想象表达爱情誓言,增强形象的情感冲击力。
题目二:《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请结合曹丕的文学思想和建安诗赋创作,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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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句内涵解读:“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是对建安文学创作风格的精准概括。“情” 指作者的真情实感与个性气质,“文” 指文辞文采与艺术形式,“质” 指作品的思想内容(如儒家道义、现实情怀、人生思考),整句意为 “以情感为线索编织文辞,用艺术形式修饰思想内容”,强调 “情感、文采、内容” 三者的有机统一,打破此前文学或重质轻文(如汉代大赋堆砌辞藻却内容空洞)、或重文轻质(如部分骈文忽视思想内涵)的局限,标志着文学创作走向 “内容与形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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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文学思想对 “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的理论支撑
- 以 “情” 为核心的创作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 “文以气为主”,主张文学创作应体现作者的个性气质与真情实感,如他评价 “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将 “情感与气质” 置于文学创作的核心,直接呼应 “以情纬文” 的主张,纠正汉代文学沦为经学附庸、缺乏真情的弊端;
- 重视 “文” 的审美价值:曹丕首次将文学提升到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的高度,强调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提出 “诗赋欲丽”,主张诗赋应注重文辞的锤炼与艺术形式的美感,为 “以文被质” 提供理论依据,推动文学从 “实用工具” 向 “审美载体”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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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赋创作对 “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的实践印证
- “二祖陈王”(曹操、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的作品,完美践行这一创作主张:
- 曹操:诗风 “质而不野”,以质朴文辞承载深沉情感与远大抱负,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情”(壮志豪情)与 “质”(人生思考)高度统一,“文”(质朴语言)虽简却精准传情;
- 曹丕:诗风 “便娟婉约”,以细腻文采抒发细腻情感,如《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以秋景烘托思妇的孤独忧愁,“文”(优美句式、景物描写)与 “情”(思乡怀人)深度融合,开创七言诗成熟范式;
- 曹植:诗赋 “辞采华茂”,实现 “情、文、质” 的巅峰融合,如《洛神赋》以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的华丽辞藻刻画洛神形象,既饱含对理想的追求(质),又兼具极高的艺术美感(文),情感真挚动人;
- 建安七子:如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以凝练文辞写乱世之苦,情感(悲悯情怀)、内容(社会现实)、形式(简洁语言)高度统一,同样符合 “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的风格。
题目三:唐传奇的艺术特色及其在诗歌空前繁荣的文化背景下所受的影响。
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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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的核心艺术特色
- 叙事结构完整化:突破魏晋志怪小说 “粗陈梗概” 的局限(如《搜神记》多为简短故事片段,缺乏完整情节),唐传奇构建 “开端 - 发展 - 高潮 - 结局” 的完整叙事框架,如《柳毅传》从柳毅遇龙女、传书救难,到二人历经波折终成眷属,情节跌宕起伏、逻辑严密,具备现代小说的叙事要素;
- 人物形象典型化:摆脱此前小说 “脸谱化” 塑造模式,注重通过言行、心理、环境描写刻画立体人物,如《莺莺传》中崔莺莺的温婉深情与内心挣扎(“始乱之,终弃之” 的矛盾)、张生的始乱终弃与自我辩解,《霍小玉传》中霍小玉的痴情刚烈、李益的薄情自私,人物形象兼具时代特征与个性特点;
- 语言风格雅俗结合:以文言为基础,融入民间口语与生活化表达,兼具文学性与可读性,如《李娃传》中对长安市井生活的描写 “长安之俗,每至岁暮,里巷杂歌哭,谓之‘驱傩’”,既保留文言的精炼典雅,又充满生活气息,适应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
- 审美意境诗意化:借鉴诗歌 “情景交融” 的创作手法,通过景物描写烘托情感氛围,如《任氏传》中 “月色如练,渐闻鸡声” 的夜景描写,渲染任氏与郑六分别时的凄婉氛围,提升传奇的审美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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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繁荣对唐传奇的深层影响
- 内容层面:诗歌成为情节推进与情感表达的核心载体。许多唐传奇以诗歌传递人物情感、推动故事发展,如《莺莺传》中崔莺莺以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的诗笺邀约张生,诗歌成为二人情感交流的关键媒介;《柳毅传》中洞庭君与柳毅以诗唱和,既展现人物才情,又暗示情节走向(如 “尺书远达江陵渚,应逐君车向夜归” 预示柳毅的归途);
- 审美层面:唐诗的意境营造手法被传奇吸收,提升传奇的文学美感。如《霍小玉传》中 “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既行,小玉自弹琵琶,唱《霓裳羽衣》词,声调凄切”,以 “春末夏初” 的景物与 “凄切琵琶声” 营造悲凉意境,使传奇不仅是 “讲故事”,更具备 “传情”“造境” 的审美功能;
- 创作群体与文化氛围层面:唐代许多传奇作者本身是诗人(如元稹、白居易、沈既济),其诗歌创作经验(如炼字、意境营造)自然融入传奇写作,使传奇文辞更具韵律美与感染力;同时,唐代诗歌的空前繁荣(如 “盛唐气象”“中唐新乐府运动”)形成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激发文人的创作热情,传奇作为 “文备众体”(融合诗、文、史)的文体,得以在诗歌的文化土壤中蓬勃发展,成为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题目四:论述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
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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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坚守唐代古文的核心主张与创作范式
- 继承 “文道合一” 的核心理念: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出 “文以载道”,主张文章应服务于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反对骈文的浮华空洞(如韩愈《师说》以 “传道授业解惑” 论师道,批判当时 “耻学于师” 的风气;柳宗元《捕蛇者说》借蛇毒讽苛政,反映民生疾苦)。宋代古文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完全继承这一理念,欧阳修主张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认为 “道” 是文章的灵魂,“文” 是 “道” 的载体;王安石强调文章应 “有补于世”,服务于社会改革;苏轼提出 “文以适用为本”,均以 “道”(儒家道义、现实关怀)为文章的根本导向;
- 继承 “反骈崇散” 的文体选择:唐代古文以散体文取代骈体文,追求句式自由、语言质朴,反对骈文的 “辞藻堆砌、对仗僵化”。宋代古文家延续这一传统,坚决抵制晚唐五代以来的 “西昆体” 骈文(内容空洞、辞藻华丽),欧阳修主持北宋科举考试时,严厉排斥写骈文的考生,提拔苏轼、苏辙等擅长散体文的人才,确立宋代古文的散体主导地位,使散体文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文体;
- 继承 “关注现实” 的创作导向:唐代古文多聚焦社会问题、抒发民生关怀,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宋代古文家同样以 “关注现实” 为创作核心,如欧阳修《朋党论》驳斥 “朋党之祸” 的谬论,为北宋改革派辩护;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回应变法争议,阐明 “变法利民” 的理念;苏轼《教战守策》分析北宋军事弊端,提出 “教民战守” 的主张,均体现 “文为现实服务” 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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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突破唐代古文局限,形成宋代古文的独特风格
- “道” 的内涵拓展:唐代古文的 “道” 多局限于传统儒家伦理(如韩愈推崇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 的道统,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宋代古文家则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丰富 “道” 的内涵 —— 如苏轼以儒家 “仁爱” 为核心,融入道家 “顺应自然” 与佛家 “圆融通达” 的思想,其《赤壁赋》中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既体现儒家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又蕴含道家 “万物循环” 的辩证智慧,使 “道” 的内涵更具包容性;
- 文风更趋平易自然:唐代古文虽反骈文,但部分作品仍有 “艰涩古奥” 的倾向(如韩愈部分文章追求 “惟陈言之务去”,刻意避免俗字,导致语言晦涩,不易理解)。宋代古文家主张 “文从字顺”,追求语言的质朴与流畅,欧阳修提出 “其言易而明,其行易而从”,强调文章应让读者易懂;苏轼的古文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答谢民师书》),如《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语言简洁质朴,却意境深远,形成 “平易畅达、自然天成” 的宋代文风;
- 文体功能拓展:唐代古文以议论文、记叙文为主,文体应用范围较窄。宋代古文家将散体文拓展到书信、序跋、笔记、游记、题画等更多文体,如苏轼的《东坡志林》(笔记体,记录日常感悟)、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游记体,借登山谈治学道理)、黄庭坚的《书幽芳亭记》(题跋体,借兰花喻君子品格),使古文的应用场景更广泛,实现 “文学性与实用性” 的深度结合;
- 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平衡:唐代古文更侧重 “道” 的传递,对文学审美性重视不足。宋代古文家则强调 “文” 与 “道” 同等重要,苏轼提出 “文道并重”,主张文章应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其《赤壁赋》《后赤壁赋》既是哲理散文(探讨生命、自然的关系),又是文学精品(语言优美、意境空灵),将古文的文学性推向新高度,实现 “思想性与审美性的完美平衡”。
题目五:论述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词论的要点。
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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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主张:尊南宋姜张,尚 “清空雅正” 的词风
- 浙西词派以朱彝尊为创始人,其词论的核心是推崇南宋姜夔(白石道人)、张炎(玉田道人)的词风,将二人视为词的最高典范。朱彝尊提出 “词至南宋而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认为南宋词在艺术技巧与风格境界上达到顶峰,反对北宋苏轼、辛弃疾的 “豪放词风”(认为其 “以诗为词”,破坏词的 “体性”)与柳永、周邦彦的 “艳俗词风”(认为其 “淫靡低俗”,违背词的 “雅正” 本质);
- 界定 “清空雅正” 的内涵:“清空” 指意境空灵超脱,不堆砌典故,不雕琢辞藻,追求 “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境界,如姜夔《扬州慢》“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以简洁景物描写营造苍凉空灵的意境,无繁复修饰却韵味悠长;“雅正” 指内容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语言典雅庄重,避免俚语、艳情内容,主张词应 “寄兴深微”,通过含蓄表达传递情感与思想,反对 “淫词艳曲” 与 “粗豪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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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要点一:强调词的 “体性”,明确诗词界限
- 朱彝尊主张 “词别是一家”,强调词与诗的本质区别:诗以言志,可直抒胸臆、反映社会现实(如杜甫诗歌 “忧国忧民”);词以抒情,应含蓄委婉、侧重个人闲情雅致(如男女相思、山水闲愁),反对以诗为词 —— 认为苏轼、辛弃疾将词作为言志、议政的工具(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抒怀、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议政),破坏了词 “含蓄婉约” 的 “体性”,使词沦为 “诗的附庸”;
- 主张词的 “抒情含蓄性”:提出词应 “主含蓄,忌直露”,情感表达需 “意在言外”,通过景物、典故间接传递,如姜夔词多以 “梅、月、箫” 等意象暗示情感,而非直接抒情(如《暗香》“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借月色、梅花、笛声抒发怀旧之情),符合浙西词派对词 “体性” 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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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要点二:重视 “声律” 与 “炼字”,追求形式美
- 强调词的音律协调性:浙西词派继承姜夔、张炎对词律的重视,主张词应符合音律,可被演唱(宋代词为合乐文学,音律是词的核心特征之一),反对明代词 “不协音律”“随意填词” 的弊端。朱彝尊本人精通音律,其词作多严格遵循词牌的平仄、押韵规则,如《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平仄精准、韵律和谐,体现对词律的尊重;
- 注重语言的锤炼与典雅:主张 “炼字炼句”,追求语言的典雅精炼,反对俚语、俗语入词,主张从晚唐五代及南宋词人的作品中汲取语言养分(如学习姜夔的 “清空” 语言、张炎的 “雅洁” 表达)。如朱彝尊词中多使用 “疏影”“暗香”“冷月”“残荷” 等典雅意象,避免通俗词汇,使词的语言风格符合 “雅正”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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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要点三:以 “醇雅” 矫正词坛弊端,确立词的正统地位
- 针对明末清初词坛的两大弊端提出矫正:一是部分词人继承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却流于 “粗疏直白”,缺乏词的含蓄美;二是部分词人继承柳永、周邦彦的艳俗词风,沉溺于 “淫靡艳情”,违背儒家伦理。浙西词派以 “醇雅”(即 “清空雅正”)为标准,批判这两种弊端,主张词应 “雅而不艳,清而不粗”;
- 提升词的文学地位:朱彝尊通过倡导 “清空雅正” 的词风,将词从 “艳科”“小道” 的传统认知中解放出来,强调词的独立文学价值,认为词与诗、文一样可承载情感与思想,确立词的正统文学地位。浙西词派因此成为清代前期的主流词派,对清代词坛影响深远,其词论为后世词学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题目六:论述 “三言二拍”“无奇之所以为奇” 的艺术取向。
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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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奇之所以为奇” 的核心内涵:“三言二拍”(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作为明代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其 “无奇之所以为奇” 的艺术取向,指 “不依赖奇幻、荒诞的情节(如神仙鬼怪、奇人异事)吸引读者,而是从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中发掘‘奇趣’与‘深意’,以平凡故事展现不平凡的人生哲理、社会真相与人性本质”,即 “以俗为奇、以常为奇”,打破此前文言小说(如唐传奇)依赖 “猎奇情节” 的创作传统,开创通俗小说 “写实化” 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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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取向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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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取向的成因与意义
- 成因: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体。市民读者更关注反映自身生活、情感与诉求的内容,“奇幻故事” 脱离其生活经验,而 “平凡故事” 更易引发情感共鸣;同时,冯梦龙、凌濛初等作者主张 “通俗文学应‘喻世’‘警世’‘醒世’”,需通过贴近生活的故事传递道德教化与社会认知,推动 “无奇之所以为奇” 艺术取向的形成。
- 意义:一是拓展小说题材范围,使小说从 “志怪、传奇” 走向 “写实”,为清代《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奠定基础;二是提升通俗小说的社会价值,通过平凡故事传递社会批判与人性思考,使通俗小说从 “娱乐消遣” 上升为 “反映社会、启迪思想” 的文学载体;三是确立市民文学的审美特征,“以俗为奇、以常为奇” 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重要创作传统,影响后世文学发展。